读书何妨为己

    寒窗苦读二十载，接下来又是近二十年的教书生涯——读书、教书、访书、写书、译书、还有编书，总之是离不开一个“书”字。我所认识和交道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编辑朋友大概不下几十位。比较起来，我和王志毅编辑的相识算是相对晚近的，其实并不算很熟。所以真是要感谢他的新著《为己之读》，我对他的“感性认识”之网上才算是有了些许“理性认识”的确凿之点，甚至发现除了书，我们也不无同好之处，例如我刚拿到书随手翻翻时，就见他在《走向黄金时代的电视剧》一文中大事表彰《铁齿铜牙纪晓岚》，这可算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志毅这本书是他在编书之余忙里偷闲地从事笔墨生涯的局部记录。作为一个出版人，他自律甚严，颇有敬惜字纸之古风，并未把自己以往的文字一股脑儿地打包收集进去。从已有的文章看，志毅关注的领域其实颇为广泛，这些文字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如他在序言中自陈的，主要与阅读有关。读书有得，形诸笔端，这本是正常不过的事。而形成的文字要有比较一贯的想法和旨趣，则与这个作者的学养、阅历和眼光有关。在这一点上，志毅的经济学素养对他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我于经济学是十足的外行，不过我总是觉得，贯穿这本书的那种清明的理性精神甚或要言不烦的说理风格都一定与这种素养有莫大的关系。

    难能可贵的是，志毅自有他的文化关切，只不过这种关切并没有衍生为理论家的虚套和文人的絮叨，而是呈现为一种虽然具体务实却仍然灌注着理想情怀的真切洞见。例如在评论到《商业文化礼赞》的作者考恩教授在大众文化问题上面对左翼批评家和保守主义的两面夹击时，志毅引申道：“割裂文明与外界的关系，一味坚守所谓的‘伟大传统’，最终只能伤害文明自身。”又如在评论到国内某位作者对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批评时，一方面引经据典地呈现问题的更复杂面相，另一方面从书评“伦理”的角度，对如何“知人论世”作了较为切实的尝试。再如在谈到汪丁丁教授的“宽带写作”时，严肃地讨论了所谓“重建学科意义上的判断力”，指出，如果这种“判断力”依赖于学科分工条件下“预先承认了（的）既有学科的评价”，那么这种“在既有框架下寻找可为我所用的知识”的“企图”就会错失“如何运用现有学科训练来培养关于‘权威性’的判断力。”而“在问题缺位的情况下，知识的铺陈除了炫耀之外，到底还有什么作用？”

    志毅的书有相当篇幅是关于香港电影的评论，序言中还特别强调了香港电影与他的成长经历颇深的影响和关联，因此这些文字“有真实的感情在里面”。除了李连杰的《黄飞鸿》，我几乎都没有看过志毅所评论的其他香港电影，不过我对他的这番陈词倒是颇能理解甚或共鸣和同感的。每个人的成长经验中都会有他独特的内容，拿我自己来说，小时候我所生活的家乡越剧还是很流行，乡间经常会有些大大小小的演出，我周围的不少人，包括我的母亲有时也会哼上几句，于是我的那一段成长经验就自然地与现在的某些“智识人”眼中“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方戏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深藏在内心深处甚或平时难以觉察的。

    不错，也正是在那种已经消逝的生活世界中，“古人”把“为己读书”和“为人作想”并置，又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说。居今而言，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身上的“能量”被完全地“剥夺”和“耗尽”，也许我们正不必也不应再把“为人”与“为己”对立起来。而我所谓“读书何妨为己”，其实与“读书为己何妨”并不“矛盾”，前者是一种“消极的”采取“守势”的表述，后者是与之“积极的”“进取”姿态的表述。从前一方面说，只要现代性的多元性尚称健全，那么它本身其实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排除掉“为己”的读书空间，是谓之“读书何妨为己”。从后一方面说，只要读书人“能量”尚存，站定脚跟，就还能自做主宰，是之为“读书为己何妨”。

    志毅的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我的前述两种说法同时成立的一个有力佐证。志毅的专业是编辑，如俗语所云，这个职业乃是“为他人做嫁衣”，然而这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并没有使得或者逼迫他不能践履“读书为己”。从这个角度，志毅是具象地把“为己”与“为人”结合在一起了。

    幸运而难得的是，志毅对自己的这种角色担当是有高度自觉的，谓予不信，请看他这书的压卷也是自我剖白之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不幸地但又似乎“宿命”地，我的包括本篇在内的文字却每每与志毅在开卷第一篇中所说“表达清楚的作品和易理解的作品在市场上会更受欢迎”这句“箴言”背其道而行之，这倒是要请包括志毅在内的我的读者朋友们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