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7年，书画市场与社会变迁

    1912-1937年是一个特别的时段，封建王朝虽已过去，但新的时代亦未彻底稳定，处于特定时代之中的各地书画市场呈现出各自独有的特殊面貌。书画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业余书画家到职业书画家的角色转变，加上展览会、拍卖会等新的经营形式，共同为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的繁荣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书画家普遍都拥有两种身份：既是在悠闲之余挥毫弄笔抒发情感的艺术家，同时又是熟读经史执政于朝或随时准备跨入封建统治阶级阵营的士人，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后者永远是他们最主要的身份，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以及围绕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专制体制也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快速坍塌，政局的变革，使得这些几乎没有生产能力和生存经验的准特权阶级完全丧失了生计来源，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转向出卖自己的书画技能。这一情况直接促成了民国时期书画市场的大发展。

    自辛亥革命后，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和小农经济逐渐被摧残，“重农抑商”政策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失去了维护力，在商业兴盛、物欲横流的新时代被整个社会迅速抛弃了。贫困再不是一种可以用来夸耀的美德，而富裕的重要程度甚至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这些观念对于书画家走入市场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民国时期的书画市场中，主要的购买者除了前清以来一部分较有坚持力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外，还有另一个群体，那便是市民阶级，而这批“新读者”对于书画市场的影响绝不能小视。

    所谓市民阶级，主要指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过程而得利益，并随之壮大的一部分人，主要“包括从事工商业发家致富的阶层，外国资本家代理人（洋行高级职员、买办），以及流寓上海的一批富商大户”。这些人的经济状况极为宽裕，且对于书画等艺术品有着广泛的需求，时人用这样的打油诗来概括这些人的生活清况：“一进门来油漆香，柜里没有旧衣裳。溜墙挂的名人画，坟地松树二尺长。”

    市民阶级成为书画购买的重要力量，书画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山水画的没落和花鸟画的崛起了。分析其原因，无非是以下两点，一是“花卉画得快，可以多出作品。山水层层叠加，画得不快”。而另一大原因，更为重要，“花鸟画盛于山水之上，也许那些枯寂的远离人间烟火味的山水画远不如繁华艳丽的翎毛花卉更能激起人们的愉悦吧，人们通过喻物、题词、祝颂来寄托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恐怕就主要是市民阶级了。

    相对于辛亥革命之前，民国前期（1912-1937）的书画家在社会动荡和生存压力之下，经历了市场的洗礼和考验之后，经营理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书画家经历了市场的历练后逐步认清了按照既定规则交易的重要性，而多数尊重市场、重视市场的书画家也愿意在日常交易中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其标志就是润例执行的严格化。

    “又回忆余第一次由姬传介绍登门进谒时，他下楼后，即拜谒相迎，未及多言，即在抽屉中，四处乱找，找到了一纸润例，立即摊在余面前曰：这是兄弟的润例，请你看看。其时余始恍然，他怕余去揩油也。”

    这是陈巨来记录的他经姬传介绍，向一个名叫许松如的书法家求字时的情景。客观来讲，许松如并不能列入民国前期（1912-1937）著名书家之列，然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法家，在面对由自己的子侄引荐而来的朋友，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书法艺术倍加欣赏的同好时，却在“未及多言”后，以一纸润例见客，足见书画家对待润例的态度。连普通书画家都能如此积极的推行润例，更不要说那些成交量颇大的书画名家了。

    在我们熟知的一流艺术家中，犹以齐白石对于润例的执着最为有名。

    王森然是齐白石在北京的患难之交，一次王森然因帮人祝寿向齐白石求画，预付20元，齐按照“每二尺10元，加题上款10元”的润例标准，只画了二尺的画，不多一分一毫。一般来说，祝寿所需要的都是尺幅较大的画，齐白石的作法，可以说是折了王森然的面子了。另有1935年的一天，王森然领着郑景廉为白石老人拍照，并将所拍12张照片赠送给齐白石，齐白石又以画像回报。事后，齐白石觉得吃亏了，便在客厅挂了一张告白，说明这样做双方都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相画像一概不应酬了。”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声明“绝止照相”的记载。由此可见文人士大夫之间崇尚的礼尚往来、以艺会友的交往方式，在务实并积极落实润例的齐白石这里是行不通的。

    不仅是故旧朋友，达官显贵的特殊社会身份，在齐白石眼中也与普通人无异。据齐白石女儿齐良怜回忆，一次有一贵妇找齐白石画画，问价时齐白石回答说：“这是二尺画，十块银洋，我不会因为你是某夫人而多要钱，也不能因为你是某夫人而不收钱。”四川军阀王瓒绪与齐白石交厚，1936年，齐白石携一家游四川，为王瓒绪刻印作画，王却没有全额支付3000元画资，只给了400元，齐一怒之下便断绝了与王的来往。

    无论亲朋故旧还是达官显贵，齐白石都能以绝对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之，并将这一原则在他漫长的鬻画生涯中一体贯之。他于1930年秋张贴的告示中写道：“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并在“不论交情”和“润格出钱”上加标圆圈以示重要，另有1922的《启事》：“有为外人译言买画者吾不酬谢。”这种对于商业规范直白到极致的表达，在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并不是齐白石个人的独创，而是每一个身处市场浪潮中的民国书画家所共有的风气。

    在近代书画市场经济活动中，专门的书画经营机构和经纪人是推动书画市场繁荣的重要角色。

    1、掮客 掮客是书画市场最为经典也最为简单的中介形式。掮客早已有之，到了民国前期（1912-1937），伴随着书画市场的兴盛，掮客的活动也更加频繁。比如当时上海著名的书画组织题襟馆就常有掮客活动的身影，据载：“书画掮客几乎每晚拿许多金石书画、古玩到题襟馆兜售，题襟馆亦替会员经办金石书画作品的销售事宜，外地来上海以卖印、卖字、卖画为生的职业金石书画家，一般亦通过题襟馆，替他们代订润格和金石书画的销路。”由此可知，往来于题襟馆的掮客对于上海书画家的日常交易是出力颇多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前期（1912-1937）掮客虽然广泛地参与书画市场，但由于其自身文化的限制，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不具备基本的鉴定能力的，很多时候往往还要依赖受他们帮助的书画家来鉴定，而他们涉入市场的行为带有很大程度的投机性，最终落得赔本亏钱的不乏其人。

    2、笺扇店 笺扇店，顾名思义原本是销售信笺、扇面、扇骨的专卖店，后来逐渐发展成买卖文房四宝等文化用品的店铺。需要指出的是，笺扇店与书画家能够建立起持久的关系，因而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作品，这种经营方式上的优势，决定了它在书画市场中的影响力较其他中介更加显著。

    一般来说，笺扇店经营书画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普通中介方式，二是半雇佣中介方式。普通中介行为的自由性比较大，在市场中占有的比例也比较多。当时的笺扇店都留有书画家的笔单，南方亦有称为标签的。

    另一种经营方式是半雇佣中介方式，其对象主要是一些未成名的画家。笺扇店往往为这些画家提供食宿安排，并承担书画创作所需的笔墨工本费，而书画家平时就在笺扇店创作作品。许多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社会基础的画家都乐于投靠笺扇店，如钱化佛就称当时刚到上海的书画家，“往往借住在笺扇店里”。尽管吃用都由笺扇店负责，投靠后的书画家仍然有着自己的自由，并不是只能为笺扇店创作。不过，这类画家作品的主要销售渠道还是由笺扇店安排，因此称这一中介方式为半雇佣中介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3、书画社团 中国书画源远流长，而书画社团同样是古已有之。清末民初之际，许多书画社团，已经成为了书画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其中介方式几乎照搬笺扇店的经营方式。有些书画社团为了交易方便，为所属画家制定公定润例，同时也承认书画家所刊登的私人润例，如上海书画研究会就既承认书画家“仿单”，又为书画家公定润例。另一些书画社团则按照书画家自身刊定的润例出售，如清漪馆书画会就规定不论合作独作，都照书画家本人润例出售。对于出售所得，各书画社团的抽成分配法不尽相同。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之际的书画社团，一般都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当时的书画社团也出现了为书画家提供食宿和笔墨费用的服务，许多初涉市场的书画家也愿意借这一比较具有文化气息的方式宣传自己。这些书画家多半都由书画社团公定润例，其作品在社团内创作，在社团内销售，所得由社团抽头。

    4、书画展览 如果说掮客、笺扇店、书画社团等中介方式都有一定的传统因素作为依托的话，那么书画展览就完全是外来的艺术品中介方式了。民国前期（1912-1937），由于市场化发展的需要，美术展览的商业价值迅速被职业书画家们发现了，除了书画家个人举办展览售画，一些美术团体也开始尝试办展，在民国前期（1912-1937），王个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也是在这一段时期（1931年），社会上有不少画友，隔了一段时间就要组织起来，找一个地方合伙办一个画展，多到四五十人，少到二三十人。由于我的画友很多，所以到时候总会通知我去参加。参加画展每人一般拿出两三张画，不计山水、花卉、草虫、走兽，凑个百把二十幅，起个名，就可以办成了……

    由这则材料可知，三十年代时书画展览在书画市场的地位已得到确立，绝不是个别现象了。当时的书画展览举办地，主要是一些会馆、礼堂，如宁波旅沪同乡会曾承办过多次书画展览，作为耶稣教会所在地的上海青年会也举办过包括钱化佛等著名书画家在内的多次书画展，除此之外，一些大公司的展厅也会定期举办展览。这些机构多位于城市繁华地带，因此人流量很大，是非常理想的展览场所。

    不仅有了较为专业的展览场所，专业的策展人也出现了，据王个簃回忆，“记得当时孙雪泥等时常以组织者的面貌出现，筹划这种画展”。除了个人，一些笺扇店为了加强与书画家的联系，也积极承办书画展览，如五云堂笺扇庄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唐云举办画展。从这些角度，我们对民国前期（1912-1937）书画展盛行的面貌可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5、拍卖 到了民国初年，专业的书画拍卖开始出现。《吴湖帆文稿》中有一则颇有意思的材料：

    下午姚虞琴、丁南州、彭恭甫等来。据南州云，余前日所捐画之《落日图》由一百元抬至二百元，二百元抬至三百元，凡三次，售去。共得六百元捐款云。

    从吴湖帆描述的细节来看，无论是自由抬价的过程还是确认三次后成交的模式，毫无疑问都是标准的拍卖行为，再查吴湖帆前天的日记，得知此次捐画是为了应付一次富星电台组织的筹款活动。尽管此事发生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筹款的目的很可能正是为了解前方军费的燃眉之急，但从此次拍卖成熟的细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书画拍卖活动在抗战以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在民国前期（1912-1937）的书画市场不占据主流罢了。

    综上所述，民国前期（1912-1937）是一个特别的时段，封建王朝虽已过去，但新的时代亦未彻底稳定，处于特定时代之中的各地书画市场呈现出各自独有的特殊面貌，书画市场伴随着上海等新兴商业都市的兴起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也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作为书画作品创作者的书画家也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经济意识较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书画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业余书画家到职业书画家的角色转变。观念的转变反映在行为上，书画家经营方式的改变，其实质是时代背景下思想观念的改变。再加上展览会、拍卖会等新的经营形式，它们共同地为民国前期（1912-1937）书画市场的繁荣发挥作用。

    （本文摘自《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作者陶小军、谢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