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龙应台

 

    近几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着对各级政府的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的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报》的窃听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性案风波。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

 

    故我对目前我们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八零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九零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八零后、九零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身上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每不多见的。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垢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意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吾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新中国成立是一次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自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商改造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触及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郁闷也是少数人的感受。

 

    互助组、高级公社当年在农村也起到过好作用，但所谓“人民公社化”，迫使农民吃食堂则分明犯了主观主义、激进主义的错误。农民不情愿，也根本不习惯，很抵触，牛不喝水强按头，广大农民很郁闷。并且，不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大人孩子都饿肚子的苦楚。饿肚子不许说，还得强装出每天都撑着了的样子。

 

    大炼钢铁虽然具有闹剧色彩，但当时清醒反对而又面对势不可挡的局面却无可奈何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心中实感郁闷。知识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却不能道出，而且批评有罪，于是郁闷之极。

 

    “文革”自不必说，那不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空前郁闷的十年，而且是命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十年。独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许多多过来人，当年感觉“四人帮”之被粉碎，“文革”之终结是“第二次解放”。应该承认，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流血，顺应民心党心军心，自然举国欢腾。当年那一种全国大喜悦，不但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且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

 

    “右派”获得平反。

 

    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科技迎来了春天。教育迎来了春天。

 

    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痛。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十分之一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

 

    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梁晓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定价：4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