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与妥协》出版全记录：影响宪法史研究十数年

    最后将种种素材送去印刷厂时，心中早已抛却数年来种种惊天动地的野心和计划，竟只剩下唯一一条信念：不辜负这本书，尽己所能加以成全

    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2014年版的后记中，王希教授感慨地说：“一本书，一旦完成之后，便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再在作者的掌握之中。”王教授有他的所指。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一本书稿完成后，无论反响如何，无论这本书具有了怎样的“生命”，常见的情形，确实是作者不再“掌握”它的生命，而会转而挑战下一个题目、下一个项目、下一个领域、下一部书稿。对于同一本书，经营十余年，持续与现实和当下进行对话，在理论和叙事两个层面不断“回应”、“续写”和“更新”，对作者而言，是一种越来越不易见的坚持；对编辑而言，更是值得铭记的珍贵尝试。

    如许多读者所知，《原则与妥协》初版于2000年，全书仅九章，止笔于冷战之后美国宪法史的发展。2005年再版时，王希教授增补第十章，以2000年总统大选之争为切入点，续写此前数年间美国宪法的新故事与新动向；并新写序言一篇，提供崭新的理论思考。这两版《原则与妥协》都获得不俗的评价，其影响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引起了法学界、政治学界乃至学界之外一般读者的广泛关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田雷称，本书“推动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投身或转向至美国宪法史的研究，它所提出的分析美国宪法史的概念框架，成功地影响了美国宪法研究的一代学人，一定程度上设定了这十多年来的研究议程”。

    2005年版售罄之时，适逢《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前后，作为《在》的责任编辑，我借与王希的往来通信，于2010年年初敲定了新版《原则与妥协》的出版计划。在当时，无论是王教授，还是我们出版社，都曾就新版是否要遵循2005年版的旧例犹豫不决。一方面，王教授身兼数职，诸事缠身，文债不断，要为一本旧著的新章节研究新材料、提炼新见解、撰写新内容，所耗时间和精力想必不少，但所得到的回报和成就感，可能远不如撰写一本新的著作；另一方面，我社不断收到征订本书的订单，也一直有读者前来咨询购买方式。在当时来看，对2005年版略作修订、尽快推出市场，似乎是最不费事、最常见、也能最快获得经济收益的选择。

    在犹豫和纠结的同时，我开始再次阅读和熟悉2005年版的既有内容。初读之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王希教授孜孜传达和描绘的，正是美国宪法的生命力何在，它如何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对这种生命力的述说，当然可以、也常常止步于某个结局已见分晓的重大事件，某个尘埃落定的历史时刻；可是，如果不满足于此呢？如果把这部仍在好戏迭出的故事续写下去呢？有没有可能，为“活着的宪法”书写一本“活着的宪法史”？更进一步说，有没有可能，借作者（而非读者）之手，让一本旧的专著获得新的生命力？

    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2005年版早已有了网络盗版，随处可以下载和阅读。如果不对旧版做一些改动和增补，销路无疑会受到严重影响。最终促使王希教授下定决心增写新章的原因，是不断有读者（尤其是学生）提出，希望看到美国宪政史近十年来的新故事。

    确定续写之后，王希教授原拟增一章，从“9·11与美国宪政”“民主的代价”“全球化时代美国公民的构成与认同”“公民权利的困境”四个角度出发，讨论“9·11”之后十余年间美国宪政的新发展，计划数月之内完成。动笔后，他才发现，上述四个问题，所涉历史之复杂，层次之丰富，已不是区区一章所能涵盖，而对它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所做的严肃的学术性梳理，国内尚不多见。倘若仅仅局限于“简述”，难免让读者有“不解渴”之感，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既然是“活着的宪法”，不断有新的宪政争议浮出水面，也不在意料之外。有的问题转瞬即逝，有的却吸引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进而波及美国宪政体制乃至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绕不过去的焦点——例如从前鲜少引人注目的同性平等婚姻权问题。且不说必须阅读的文献浩如烟海、层出不穷；仅仅要从纷繁复杂的新问题中剥离出真正有意义的层面，从头梳理其脉络，对众声喧哗的各派论点逐一分析与反思，并纳入新的讨论体系，所需做的“功课”，远非书写已有定评的前尘往事可比。

    回顾过去数年间王希教授与我讨论书稿的百余封邮件，对王教授研究与写作之辛苦，作为编辑的我，也仅能从“这几天都在苦读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浮想联翩”，“最近的宪政热点和难题，让我感觉好像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这类只言片语中，略窥一二。“数月即可交稿”之约，不知不觉，已是三年前之事；原先设想的“一章”，也慢慢拆成两章，最终变成新版所见的三章扎实厚重的专论：“9·11时代的爱国主义与选举民主”“‘色盲’宪法中的种族政治”“在21世纪追求幸福——关于福利权、健康权和婚姻平等权的宪法争论”。

    在专论和叙述而外，新版《原则与妥协》还增补了一篇份量不轻的新序言。王教授希望它“与2000年版和2005年版的序言一样，含有一定份量的理论思考”，概括他这十年来观察和认识美国宪政史的一重新视角——“权力”“权利”及其互动，试图以之切入美国历史一个更为核心的层面。这篇文章，实际早已列入王教授的写作计划，在2012年即拟出初稿，几经打磨，并分别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的两场讲座中略述要旨，综合听众的反馈和建议之后，才最终定稿。

    常常听到，作者与编辑之间良好的互动，能影响书稿的质量。就这本书的编辑体验而言，我却觉得，图书的生命力其实是由作者与读者的良好沟通决定的。三四年来，不断有读者通过当面请教或网络提问等方式，向王希教授提供对旧版的意见和对新版的设想，这对于鼓励王教授坚持写作、完善书稿，功不可没。在这个阶段，编辑的角色，更像是一名“特殊的读者/学生”，可以直接坦率地向作者表达期待，并有幸获得提前阅读书稿、提出意见和心得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编辑也得以慢慢培养对书的“感觉”，或曰“感情”。

    这种“读者”的心态和自觉，我一直带到了《原则与妥协》（2014年版）“大局已定”、需要规划其面貌和形式的阶段。到这一“冲刺”阶段，以往所有美好（大多数时候都很幼稚）的设想，都必须通过不计其数的琐碎的细节推敲，逐一落实（或放弃）：新版增加20万字，全部为首次发表。加上已有内容，全书共计92万字。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和眼部健康，显然无法采纳小字号或者紧密的排版方式。几经讨论，本书的形式最终确定为精装一册、近千页的皇皇巨著，以飨读者。封面设计上，沿用前两版所使用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一页图片（局部），并突出第一句句首的“我们人民”（Wethepeople）——这是应王希教授的一再坚持，他为此把手边所能找到这一张图片的所有版本（甚至包括他多年前购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张复制品照片），全部扫描发来。最幸运的是，在全书行将定稿之际，我们邀得当下美国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德威特·克林顿美国史讲席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也是作者的授业恩师埃里克·方纳（EricFoner）教授为这部王希教授近二十年的心血之作撰写推荐语。此种殊荣，在中国的美国宪政史研究界，大概尚属首次……种种情状，在全书付梓后不久再做回顾，仍觉千头万绪、兵荒马乱，到最后将种种素材送去印刷厂时，心中早已抛却数年来种种惊天动地的野心和计划，竟只剩下唯一一条信念：不辜负这本书，尽己所能加以成全。

    再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就将与出版社和编辑之外的读者见面了。行笔至此，我惊觉，仍要回到本文起始处王希教授所说的那句话：这本书的生命和前途，终究要离开作者的掌握，更非出版社所能左右。草撰此文，既是试图为这本书的故事，略添一层来自编辑视角的观察；也希望藉此为近些年日益盛行的“学术旧著再版”之风，提供一点浅显的经验与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