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史》：打造经典译著

    相对来说，人文类图书的读者对图书的独立判断能力较强，影响其购买的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是作者，二是主题，三是学界大家推荐。对于《统治史》这本书来说，我们的用力之处是选择学界大家推荐

    萨缪尔·E·芬纳（SamuelE.Finer）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已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名著，比如《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1962）。芬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统治史》时已经从牛津大学退休，直到1993年去世，《统治史》完成了计划的36章中的34章，终止于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芬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会在结尾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更完整的了解。虽然《统治史》的不完整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统治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作者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了从古代到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点及其背后逻辑，锋芒锐利。

    “大历史”视角

    《统治史》3卷34章，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统治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统治史》专讲中国历史的有五个章节：先秦、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其总长度将近300页。作者对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中国科层制的特性、“内朝”与“外朝”的关系、边疆策略等问题的分析，处处体现出宽广的学识和独特的见解。

    芬纳的《统治史》发表后好评如潮。《经济学家》杂志说：“没有一本在20世纪发表的政治学专著……能超过芬纳的工作。”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肯定会赢得此殊荣（Economist，1997）。

    对于《统治史》这样一部“大历史”视角的政治制度史力作，实有引进出版之必要。此必要不仅仅在于其经典性，更在于这部著作之中译对于中国当代学界、中国读者的意义。此意义，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所说，可借由三卷本《统治史》“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八年打磨

    基于这样的考虑，2007年我们即从牛津大学出版社购得《统治史》的版权。《统治史》英文版1700多页，翻译成中文大约2000页、近140万字，且叙述的时间横跨整个西方历史，空间遍及东西方，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极为繁复，再加之芬纳广征博引，翻译该书是不小的挑战。译者既要有娴熟的英文和中文造诣，又要对西方历史尤其政治制度史有专业研究，更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功夫韧性，找到这样的译者实属不易。

    很幸运，我们邀请到王震、马百亮两位译者参与该书翻译。译者王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世界历史等。译者马百亮任教于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志趣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两位译者既有西学的专业修养，又有长期的翻译经验，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和互相配合，在2010年我们推出了《统治史》第一卷。

    《统治史》第一卷面市后在市场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售罄。不少学者、读者给我们来信来电给予很高评价，该书在当年即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100佳”。很多人建议我们加快该书出版步伐，尽快推出后续两卷。从短期经济效益来说，确实如此。但学者、读者对第一卷初版译本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出版社和译者慎重考虑，决定延后后两卷出版。

    在综合学者、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和译者反复商讨，决定首先对第一卷初版中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进行修订完善；并进一步更严格规范、统一全书翻译体例，除人名、地名、制度器物等专用名词外，尤其注意注释体例；对全书的翻译语言进一步统一和调整，以保证各卷之间风格的协调。从2007年购买版权邀请译者翻译，到2014年9月《统治史》三卷本整体在上海书展首发，前后经过了8年的打磨，不敢说没有瑕疵，但译者和出版社确实付出了艰辛、认真的劳作。正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所言，“《统治史》的译者和出版人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为好书找读者

    出版社从来都不只是出版好书，也有责任为好书找到属于她的读者群。为此，我们在《统治史》出版前即完整策划了整体的营销方案。

    相对来说，人文类图书的读者对图书的独立判断能力较强，影响其购买的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是作者，二是主题，三是学界大家推荐。《统治史》作者的地位自不用说，作品主体是关于统治的，也比较受关注，而关于“统治”的讨论又从来是众说纷纭、充满丰富多样见解的，我们就考虑从这种众说纷纭中去寻找该书的受众群。对于《统治史》这本书来说，我们的用力之处是选择学界大家推荐。

    《统治史》邀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撰写了该书导言，介绍了作者芬纳以及撰写该书的大致情况，并从宏观层面深入介绍该书的著述特点和独特之处，并提醒读者阅读该书时需要注意的背景和一些问题。我们提前将此导言发布到网络上，以便该书尚未面市时，读者对其有一整体的大致印象。

    其他四位参与推荐的学者——甘阳、张维为、汪晖、刘军宁——均为学界翘楚，其中任何一位在人文读物读者群中都有相当的号召力，尤其在政治思想领域都各自影响着一大批读者。但《统治史》不是简单地将几位学者的名字印在腰封上，而是出版社提前将电子版传给各位学者通读后请他们撰写推荐意见。所以，该书的推荐语不但是实实在在、令目标读者信服的，而且颇能击中这类人文读者的阅读嗜好。比如刘军宁老师的推荐语——“《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将《统治史》与经典政治学开宗名著《政治学》相提并论，可谓吊足了读者口味。

    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位推荐人在学界中代表着“左中右”的不同立场。人文类读者都知道，近几年学界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思想上的左中右常常激烈争论不休，也各自影响着不同立场的读者群，而甘阳、张维为、刘军宁等不同立场的学者都来推荐《统治史》，并对该书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做法更有利于该书覆盖更广泛的读者群，如果单独请其中一人或一种立场的学者推荐，无形中就缩窄了受众群体。

    《统治史》相关资料7月在网络上公布，并在三大网上书店同时预售，8月初即登上豆瓣“新书速递”推荐。8月13日，我社在上海书展的中心活动区举办首发式，嘉宾张维为教授和罗岗教授就该书以及芬纳的政制研究，分别从西方政治与政治学科的不同视角展开对话。该对话后以“在西方政治危机与西方政治科学危机时代重读《统治史》”为题在观察者和豆瓣等知名的人文网站刊载，引起读者热烈讨论。目前《统治史》首印2个月内即已近售罄，我们正在加紧重印中。后续我们还将邀请相关学者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的知名书店和高校做一些讲演，以期扩大该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统治史》三卷本中译本现在只是好书初长成，接下来我们将追踪学界和读者阅读中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该书，使之成为毫不愧于原著的经典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