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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校勘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这是一部部头不大却非常有用的书，收集了从东汉到唐中期以前重要的书学著述近四十篇，还汇集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札四百多通。如果没有这本书，许多文章或许就传不下来，许多重要的书人与书事就可能无从得知。可惜的是这本书的版本系统虽然不复杂，但用傅增湘先生的话讲，古来即无善本，要想对它作较好的整理，不充分依靠相关的史料和前人的校勘成果，光靠不同版本的对校是不够的。要想做到这一点，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行的。建国后出过几种整理本，但都不甚理想，原因大概正在这里。
校勘这种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也是一种古籍研究方式，在今天被不少人视为能者不为的枯燥活，其实里面有无限的乐趣在。我们都知道，过去有校异同不校是非的做法，就是说凡不同的版本上不同的文字统统给它校出来就可以了，这叫死校，简单得多。现在通行的校勘原则是，底本误的要改后出校，无法判断正误的不改但要出校，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出校当然更不改。这一原则落实起来还真不容易，底本误不误，虽然有一望可知的，但更多也更麻烦的是要经过多少研究才能够确知的。所以对于那些粗看无法判断对错的异文，就要倍加细心。举两个例子吧。
我用来作底本的是津逮秘书本，唐人徐浩《古迹记》“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臣士廉”一句，用来作参校的《书苑菁华》中“左仆射”作“右仆射”。“左仆射”、“右仆射”当然都讲得通，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任两种官吧，可不可能通过史料确定这个人当时做的是哪一种呢？我们看本文上段明确说此为唐太宗贞观十三年事，那就查查《旧唐书·太宗纪》和同书的《高士廉传》，很高兴在两书中都发现了高士廉拜尚书右仆射的记载，而且还知道了当时作左仆射的是房玄龄，也就是编纂《晋书》的那位。《法书要录》收录的另一篇文章，唐人卢元卿的《法书录》又正有“特进、尚书右仆射、申国公、臣士廉”一句，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底本上的“左”为“右”字之误了。
书中汇辑王羲之及献之书札甚多，可惜其中脱误也不少。其中少量亦见于《十七帖》、《淳化阁帖》等帖而有异文。虽然刻帖时代在《法书要录》成书的中唐之后，又经辗转摹刻，不免错漏，不能尽据之改《法书要录》，但其所据者毕竟为墨迹，可信据者亦复不少。如王羲之《龙保帖》中“卿舅可早至为简隔也”九字，有的本子“早”作“耳”，看起来皆可通，只需标出“一作‘耳’”也算完成任务了。但一查宋本《十七帖》有这条，而且“早”字亦作“耳”，选择的天平就向“耳”字这边倾斜了。一字之异，标点亦当随之而变，从“卿舅可早至，为简隔也”改作“卿舅可耳，至为简隔也”，文意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虽然刻帖仍属传世文献而非出土文献，但毕竟与传世刻本文献性质有异，能够起到二重证据的效果。遇到这种时候，是颇能让人开心的。
让人开心的当然不止于此。校勘过程也是阅读文本的过程，书中文章除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外，所载内容亦不乏文化意趣，或让人嗟叹，或启人遐思，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张怀瓘《书断》记载，南齐高帝与名书家王僧虔赌书，书毕问谁为第一，王僧虔回答：“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高帝笑道：“算你会说话！”不过到了高帝子武帝又欲擅书名的时候，意识形态似乎较前更严峻了，僧虔只能改用“拙笔”即秃笔写字，以此免祸全身。这不免让人想起落马不久的前广州市委万书记连年参加国际龙舟邀请赛屡获第一的故事，这就只有齐武帝好比，连齐高帝都比不了了。又卷二庾龢《论书表》记载谢安问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你和你爸谁的字好？”献之回答：“当然我的好。”谢安说：“社会上的人不是这样看的哦！”献之说：“他们懂什么！”这种目无尊亲、不拘形迹的魏晋风神，今人中大概只有钱锺书瞧不起他老父钱基博学问的故事可以相当。还有我们经常看到书家书写联语“右军书法晚乃善，庾信文章老更成”，知道下联是杜甫现成的诗句，而不知上联的根据在哪儿。直到看到《论书表》“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这几句才算明白，也更明白了当年陈寅恪为什么要出对对子的试题来考清华大学的考生。对子里面拧出来的可全都是中国文化的汁水啊！
有些文字的漂亮不是一般的，我特别喜欢《书断》中的这样两段：
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
谢朓字玄晖，陈郡人，官至吏部郎中。风华黼藻，当时独步。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如薄暮川上，馀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诗》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之谓矣！
想到嵇康、谢朓他们那么萧散出尘的书法，竟也难逃历史雾霾藏埋的命运，怃然之余，不禁庆幸有《法书要录》之类的典籍中这些弥足珍贵的记载，使昔贤的心血和成就不至于全然雁过无声、风过无痕。迩来友人索要拙书，我摘取其中一段应之，也算是寄托我的惆怅向往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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