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和学术争鸣

    1954年3月1日，《光明日报》的学术专刊《文学遗产》（两周一期，同年7月改为每周一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份专刊是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等人的倡议下创办的，编辑部设在附近的东总部胡同22号，由古典文学部副部长陈翔鹤担任主编。从创办到1963年6月9日暂时休刊，《文学遗产》共出版463期（《光明日报》1964年6月7日接办《文学遗产》，两年后因“文革”停刊），这份周刊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术平台，也是让众多作者和读者感到十分亲切的家园。

    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编辑部划归文学研究所，同时文学所也脱离北京大学，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辑部成员转入文学所。今天的来宾中有北大和作协的代表，遥想当年，几个单位不分你我，协作办好《文学遗产》，使之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今后我们还将保持密切联系，精诚合作！

    但是在1954年至1963年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任劳任怨地担任主编的陈翔鹤却在“文革”期间遭批斗，于1969年4月含冤去世。这一段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1980年，《文学遗产》作为一份季刊（1986年改为双月刊）又与读者见面了。可以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拨乱反正，就不会有《文学遗产》的今天。

    作为普通读者，我在此谈一谈重读“文革”之前《文学遗产》的感想。五十年代的《文学遗产》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组织过一些批判文章，标语口号式的文字并非没有，这不难理解。但是，《文学遗产》一直有着自由展开学术争鸣的优秀传统，这是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发扬光大的。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发表在《文学遗产》第245期（1959年2月25日），引起热烈争论。文章认为，胡适、郑振铎和刘大杰的文学史都断定《胡笳十八拍》是后人伪作，谭丕模和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文学史则根本没有提到它，令人不平。郭沫若对《胡笳十八拍》评价极高，称它“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深切动人，必定为蔡文姬所作，“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他引用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一段文字，指出“郑先生的议论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知道，郑振铎和谭丕模（还有整个中国文化代表团）1958年10月17日飞机失事遇难，那次不幸事件使全国震惊，郭沫若还撰文悼念郑振铎。但是悼念是悼念，学术是学术，前者不应妨碍后者。我深感郭沫若在文章里平心静气地提到两位死者的名字是非常可贵的。学术讨论应该诚恳、直率，不必瞻前顾后，“礼数”周全，死者和家属绝不会在意。《文学遗产》接着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当年年底，编辑部还主编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收文29篇（其中10篇在周刊上发表），由中华书局出版。文集反映了正反两面的观点，结论是开放性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以古代文学爱好者的身份继续那场坦率友好的对话。文学创作中的抒情往往是模仿，曹雪芹不是女性，却创造出栩栩如生的林黛玉、薛宝钗和一大批女性人物，“非亲历者写不出来”这样的论断未必能够成立。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里有大量拟作，无名作者虚拟某一历史人物的口气创作，实在是太常见了。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离开了日本，毅然回国，这是一段极为痛苦的经历，他久久不能忘怀。带了个人这份复杂的情感阅读《胡笳十八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被诗中“滚滚不尽的海涛”（郭沫若用语）冲倒、淹没。可是文学研究者不能太受自己经历的左右，还应“克己”以求升华，达到一种“非个人”的境界，这时或许不难发现，《胡笳十八拍》中颇多程式化的“他者”描写，而且，悲伤的母亲不会用概念化的“胡儿”来称呼自己的孩子。冷静分析、评价自己热爱的作品，与自己身上比较个人化的一面保持距离，对研究者而言还是必要的。至于以学术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不必说，那是要不得的。

    文学所划归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很快创办了《文学研究》（1957年3月创刊，初为季刊，1959年易名《文学评论》，改为双月刊）。这份期刊与《光明日报》上的《文学遗产》周刊互相呼应，互相促进，两个刊物还开过一些联席会议，编辑也互相流动，如张白山在1957年由《文学遗产》编辑部调到《文学研究》编辑部，1979年10月又调任《文学遗产》副主编，协助余冠英筹备以期刊形式复刊。这人事调动说明，《文学遗产》专刊和《文学评论》实际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57年的《文学研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古代文学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文学研究》头两期刊载了俞平伯关于李白的两篇论文，表明这位《红楼梦》权威的研究工作未因受到批评而中断，只是方向有所改变。文学所尽力保护俞平伯，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郭沫若考证《胡笳十八拍》中“拍”字的论文《为“拍”字进一解》就是发表在《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上的。郭沫若推断“拍”字可能是外来语，源自突厥语系的古匈奴语，意思是“首”，为此他求教于民族所所长包尔汉。包尔汉查考了突厥语系中多种语言，证明郭沫若的猜测是有根据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胡笳十八拍》中的“拍”字不外是突厥语系中“首”字的对音；我国古代诗歌称“篇”，大概是东晋以后“首”字的使用才逐渐普遍。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不断交流、互动，始终在发展变化，传承中有创新，从来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

    翻阅最新一期《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的时候注意到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一文，想到《文学遗产》自创办之初就不断推出新人。曹道衡在1953年12月的《文学遗产》上发表《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时是文学所的新人，当时才25岁。文学所的一些古代文学专业的年轻学者都是通过《光明日报》这个专刊初试锋芒，后来成为大家。因此《文学遗产》也是文学所的学术摇篮。

    今天由于担心堵车，起得很早。我拉开东窗窗帘，房间里顿时洒满阳光，外面是灿烂的朝霞。《卿云歌》（“卿云爛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可以表达当时的欣喜。旦夕是一个周期，甲子也是一个周期。今天《文学遗产》迎来新的一天，新的甲子。“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让我们共同为这份刊物祝福，祝它永远年轻，祝它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不断获取新的生命。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文学遗产》会维护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这个园地，使之在新的甲子里百花齐放。

    (笔者在准备这篇发言稿之前读了卢兴基的回忆文章《60年了，〈文学遗产〉那些事》（《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17日），很受教益，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