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传承 历久弥新

    在2013年公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有75种榜上有名，是入选品种最多的一套丛书。这套凝聚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和出版人心力的图书，不仅是上海古籍社的标志品牌，对新中国古籍整理的发展亦有卓著贡献。

    厚积薄发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下称《丛书》）规划、定名于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伊始。因设定的读者对象为“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学校教师及有关文化工作者”，故《丛书》定位为：“有选择地出版我国先秦以来较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诗文别集为主；少数著名的总集及影响较大的戏曲、小说也酌量收入。”其整理方式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前人旧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有些品种也将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社的前身——1956年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和其后组建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过数种名家的别集整理本，如钱仲联增补集说校的《鲍参军集注》（1958年），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1957年），钱仲联系年集释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1957年）等等。这些集子先被列入《丛书》出版计划，根据《丛书》体例要求，上海古籍社请作者增补修订、加专名线，有些品种从断句改为新式标点，还需作者重新誊抄或剪贴，出版社对修订稿再作校审，这些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故修订本在之后将近十年内才陆续出完。因整理者皆为一时之选，撰著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为《丛书》奠定了较高起点。

    此外，一批因“文革”中断出版的高质量整理稿亦被及时纳入《丛书》计划。如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李白集校注》，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王蘧常、吴丕绩的《顾亭林诗集汇注》等等。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交稿前已经吕贞白先生的寓目。吕先生历任古典文学出版社秘书、中华上编编审，他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收藏亦富，曾将夏敬观先生《梅尧臣集校注》的稿本借朱东润先生过录，为《宛陵文集》的重新编年整理提供了“不可轻得的支援”（朱东润语）。朱先生所做编年校注严谨细致，故此书1980年即获出版。

    交稿于1964年至1965年间的《顾亭林诗集汇注》以潘耒手抄本为底本，填补了通行的潘耒初刻本的阙文，其书广采众本，校勘精详，汇辑全祖望、戴望、黄节、冒广生等十数家批注，加以按语，且详于顾诗史事的勾勒，体现了整理者的博学与勤勉。唯因取材广博，初稿体例欠明，而此时担任全部标校工作的吴丕绩先生已去世数年，王蘧常先生年逾八旬，厘清眉目之事便落到了上海古籍社编辑的肩上。据记录，初审两年发稿后，复审仍觉体例有不易理解之处，另安排一位编辑重新审稿，三四个月后，两位责编与复审交换意见，制定出详细的修改方案，包括：规范校勘记；统一题解、汇校、汇注格式；旧注之误由原来的径改出按语，改为保持原貌而出按语；引书统一为初次引用时先列作者及书名全称，加括号注明“以下简称某某”。这些貌似平常、实经责编反复思考得出的编例，上海古籍社在之后约稿时即先示例于作者，以此提高整理与审稿的效率。

    瞿蜕园先生是中华上编的特约编辑，对两《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历代职官深有研究，中华上编的领导约请他承担李白集和刘禹锡集两书的校注工作。《李白集校注》付型于1965年，“文革”后经曾受瞿先生指导的上古社编辑朱金城先生查核考证，改正付型校样中两三千个错误（大多为标点错误），此举对提升书稿质量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上古社领导决定将作者署名改为瞿蜕园、朱金城校注，该书于1980年出版。《刘禹锡集笺证》完稿于1965年，次年交到中华上编。“文革”时中华上编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此稿被“南市区工会”作为“评法批儒”资料借用。“文革”后发还清点时发现缺失正文1-5卷，外集第9卷。瞿先生已不幸病逝于1973年，上古社编辑只能与其哲嗣瞿强立取得联系，幸好在其家中发现《笺证》底稿及校记的原始资料。征得瞿强立的同意后，上古社指定资深编辑曹中孚先生任责编，曹先生从草稿中钩取散佚、整理补苴，得成完帙。该书1989年出版，1991年获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

    耐心磨砺成巨制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开创之初，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定了一个含200种图书的丛书书目，后经反复论证，遴选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100种，作为先期出版书目。出版社依此开展了广泛的组稿，为《丛书》的扩展夯实了基础。

    1978年，汪贤度、曹中孚两位编辑专赴河北大学约请詹锳先生撰写《文心雕龙义证》。1983年上海古籍社特意派人取来詹先生所撰样稿9篇，审读后就体例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1984年起詹先生陆续交稿。此稿为詹锳先生40年研治《文心雕龙》的总结性著作，博采国内外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及最新成果，对有争议的问题逐一列出各家不同见解，间下按语阐明作者的主张，补正了之前较有影响的范文澜注、王利器校、杨明照校注的不足。全稿字数达百余万，作者将初稿修改后，请人抄录一遍，因抄写人员不一，故有不少错漏之处，虽詹先生已有所改正，却仍留下不少疏漏。责编王维堤先生作了仔细的审核，将凡能查找到的书籍引文，几乎逐条作了校核，港台及日本学者的著作限于条件，无法过目者，请作者复核。此书1989年出版后，获1991年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和1994年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1979年，白敦仁先生任教的成都师范学校高师班并入成都大学，白先生即调入成都大学。此年白先生撰写《陈与义年谱》已有5年，渐近收尾，又开始编写《陈简斋诗集》，同年12月他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几种《陈简斋诗集》版本，为以后的《陈与义集校笺》作了基础性工作（参许世荣《白敦仁年谱》）。1981年，上古社编辑曹光甫与李学颖至成都拜访白先生，交谈中获知他正撰写此稿，当即提出约稿要求。1982年，白先生寄来样稿六篇，上古社寄去特为该书制定的略例及《丛书》的体例，提出将全书分为校、笺注、评三部分，《丛书》体例则主要规定了校勘及标点的一般要求，数年后白先生顺利交稿。此书为补正南宋胡稚旧注而作，其笺语部分用力尤多，主要在于人、地、时、事的征实，作者深入考证勾勒的写作背景是读懂简斋诗的津梁所在。其《外集》历来无注，白敦仁先生全部加以新注，体现出深湛的功力。

    可见，上海古籍社既尽力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流专家担任整理外，又形成了先期介入的工作方式，即在整理者确定好底本、校本及整理方式后，请整理者提供部分样稿，出版社审读后就体例要求提出修改意见。这样能避免成稿后的大规模返工，对汇注、集解类征引博赡的著述尤为重要。上海古籍社安排《丛书》编辑时，亦要求能熟谙古籍整理，且各有所擅领域，来稿便以各人所长予以分配，这样编辑可与作者作深层次的交流，审稿时在资料的准确性、体例的统一性上予以不断打磨，编辑亦能凭借腹笥对来稿进行补正，甚至做了许多计在整理者名下的校注工作。

    上海古籍社拥有一批学者型编辑，他们中不少担任过《丛书》的审稿工作，如陈振鹏、周劭、朱金城、富寿荪等等。为《丛书》约稿时，上海古籍社亦任人不避亲，请几位资深编辑负责与其个人专攻相关的集子的整理。已出版的有朱金城笺校的《白居易集笺校》、高克勤整理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富寿荪整理的《范石湖集》、李梦生整理的《揭傒斯全集》、钱伯城笺校的《袁宏道集笺校》及其整理的《白苏斋类集》和《珂雪斋集》等。

    《丛书》启动以来的三十几年间，基本上以每年出版2-5种的速度推出新品种，至2009年8月已出齐100种。上海古籍社领导认为，无论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持续深入看，还是从本社古籍出版的专业优势来讲，《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都应以完成前辈拟定的200种书目为目标。之后，《丛书》仍坚持一贯的原则持续推进，截至2014年2月出版品种达125种。

    谨严拓展精心维护

    最近十余年来，《丛书》又出版了一批早年约定、经作者数年耕耘方才完成的优秀书稿，如黄华宝整理的《山谷诗集注》（2003年），钱仲联整理的《牧斋杂著》（2007年），洪本健校笺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2009年）等等。这些品种出版时提供的皆是对该作家作品最为深入可靠的整理本。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外交流渠道的日益畅通，新一代《丛书》整理者在底本、校本的选择上，亦注意寻访、利用海外珍藏的善本，以弥补国内传本之缺。如我国大陆和台湾收藏的南宋本欧阳修集均为残本，而存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的南宋本欧集，基本保存了宋刻本的原貌，一百五十三卷中，后人补写的仅有十四卷，弥足珍贵。故洪本健先生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时，承日本学者帮助，以天理本欧阳修集为校本，勘正了国内通行的《欧阳文忠公集》诸本的不少错讹。南宋李壁笺注的《王荆文公诗》不仅注释详备，多引石刻、墨迹等实物资料，极富史料价值，而且还辑佚补编了王安石不少诗文。李壁注最早刊行于嘉定七年（1214），国内的藏本则只有元代刊刻的刘辰翁评点、删略本，及属于该系统的明清刊本，注文内容不全。而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发现的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笺注》，注文较国内通行本多出一倍左右，应更接近宋刊本原貌，此本王先生已复印带回国，交上海古籍社影印出版。故高克勤先生所整理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便以此为底本，加以标点精校，给学界提供了最为完善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本。

    近来，在扩充选目时，上海古籍社亦注意从其他丛书或单行的品种中择录佳者列入丛书，如项楚校注的《王梵志诗集校注》（增订本），林继中辑校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严寿澂、黄明、赵昌平笺注的《郑谷诗集笺注》，沈文绰整理的《王令集》，罗忼烈笺注的《清真集笺注》，钱伯城整理的《白苏斋类集》和《珂雪斋集》等，这将使《丛书》的布点更为全面《丛书》中的许多品种已出版多年，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一些作者对自己的著作不断加以修订，有的修订部分几达原书篇幅的一半。为体现最新的学术成果，上海古籍社不惜斥资将这些书予以重排，且安排人员重新编校。此类品种有曹旭的《诗品集注》，祝尚书的《卢照邻集笺注》，佟培基的《孟浩然诗集笺注》等等。也有作者已去世、由其弟子或后人出力修订者，如夏承焘、吴熊和笺注的《放翁词编年笺注》，新版增加了吴先生弟子陶然的订补。又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作者生前已修订多次，三版篇幅比一版时增加一倍以上，邓先生去世后，其女邓小南教授又提供了作者在旧版上新增的修订，上海古籍社依此重排，名为“定本”，以此纪念这位可敬而严谨的学者。

    近年来，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支持力度加大，《丛书》中一些新的品种几乎都得到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这些资助，为出版社在选稿、审稿、出版诸环节安心投入精力和财力提供了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