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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仲秋是一个诗意、浪漫的季节。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京城文化界迎来了多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小说家、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下称埃翁）。在北京，84岁的埃翁和他的夫人、传记作家莫妮卡·劳利曾教授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一系列文学交流活动：在中华世纪坛参加第六届“诗意中国——中秋国际原创诗会”，并出席了同时举办的国际诗歌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做了有关当代瑞典诗歌的讲座，与不少中国作家、诗人、学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埃翁行程仓促，所以没有时间接受记者专访。经我的师兄、埃翁的好友、翻译家万之先生引荐，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些活动并直接与埃翁一起午餐、对话。
莫言是“幻觉的现实主义”
埃翁担任过1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1988至2004），现在依然是评委。再过不久，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将揭晓，因此，对话自然离不开诺奖这个主题。
谈起2012年莫言得奖，埃翁说，那年夏天，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阅读莫言作品上了。他对照不同语言的译本，读了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他认为莫言是个了不起的作家——集中描写山东高密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却几乎浓缩了中国当代的历史，这就像把宏观世界浓缩到了微观的世界里，是一种以小见大的“伟大的艺术”。
有人用“魔幻现实主义”概括莫言作品的风格，对此埃翁并不赞同，他认为这个词会降低莫言的文学价值。他说，莫言固然受到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但与他们也有不同，莫言的想象力丰富，又扎根于中国民间传统的说书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瑞典学院是用“幻觉的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realism）一词来定位莫言的作品。
当问到得奖是否会扼杀作家的创作力，埃翁说，确实有的作家得奖后就写不出好作品了，比如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但得奖后仍写出好作品的例子更多，如爱尔兰诗人叶芝和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得奖后的作品甚至超过之前的作品，以致于瑞典学院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可以给他第二次发奖。埃翁相信莫言还会写出好作品——“他有这种创作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诺贝尔文学奖不考虑政治
我问埃翁：有人说，“诺奖上空有挥之不去的政治阴云”，您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的关系？埃翁回答，奥斯陆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确实是个政治奖，可文学奖就是文学奖，依照的是艺术标准。如果评奖时有评委拿政治观点说事，大家都会反对。
他举了一个例子：1980年5月，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入围最后的名单，他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然而8月，波兰发生了大罢工。这时瑞典学院就讨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该不该发给他？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反而意味着我们是因为政治原因不给他发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则是，所有的选择不考虑政治因素，作家站在哪一边都没有关系。
埃翁说，也许莫言有政治态度，但我们是因他的作品给他发奖的，不是根据他的政治态度。
鲁迅林语堂沈从文曾进入诺奖视野
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一百多年之后，中国作家才有机会得奖？埃翁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详细流程。虽然最后是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参加投票，但至关重要的是一个5名院士组成“评委会”，并非所有院士都是评委。该评委会每年从数百位被提名的作家中筛选，先筛选出一个三十多人的中名单，最后选出只有五名作家的短名单，再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得奖者。有资格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只有四类人：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各国相当于文学院院士资格的人士、高等院校文学和语言学的正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各国作家协会主席。
埃翁说，中国作家多年没有得奖，是因为很长时间都没有接到中国作家的提名。就连鲁迅当年也没有得到过提名，只是有人建议过，并询问过鲁迅先生本人是否愿意被提名，但鲁迅认为中国作家还没有资格获奖，所以婉言谢绝了。后来瑞典学院讨论过的中国作家有赛珍珠提名的林语堂，再有就是1988年的沈从文。他说：“我们不仅看了沈从文的小说，甚至还看了他的《中国服装史》，这部作品通过服装展示中国的历史，真的很奇特。可惜的是，命运开了个玩笑，愚弄了我们一下——在评选过程中沈从文去世了，而诺奖只能颁给活着的作家。”
埃翁说，现在不同了，中国当代文学被广泛译介到国外，瑞典学院对中国作家、诗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他本人就读过许多中国当代的诗歌、小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埃翁长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还创作过中国题材的诗歌如《焚书》《西安兵马俑》等。他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度造访中国，与巴金、艾青、丁玲、王蒙等作家进行过交流。
作为小说家的埃翁
万之告诉笔者，埃翁不仅是瑞典学院的终身院士，而且是国宝级的诗人、作家。他先后出版过13本诗集、8本小说、7本评论集。
对埃翁的作品，中国读者并不陌生。1996年，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书名被译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201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黑银河》；2012年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又陆续出版他七卷本的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截至目前，《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和《复仇》等六卷已出版，《欢乐》也即将与读者见面，译者为万之）。
《失忆的年代》被称为知识分子小说，具有现代主义特色。埃翁在中文版《序》中说：“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小说通过“失忆”这种现象，“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七卷本每本的后面，各有一位中国作家的推荐感言——撰文的有余华、阎连科、苏童、陈思和、韩少功和贾平凹等。他们以独到的理解，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向导。比如在《复仇》一书后，贾平凹写道：“这是有力量的文字，它叩击着灵魂和刺痛着社会、人生的穴位。……镜子树了起来，照出了小说写法的一切可能，也照出了被我们限制和遮蔽的很多东西。”
三位伟大的瑞典诗人
埃翁还是有着丰富想象和不安灵魂的诗人。在每一次讲座中，他都特别强调了他的诗作与三位伟大的瑞典诗人的传承关系。这三位诗人是：197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哈瑞·马丁松；20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被称为“20世纪瑞典最伟大的诗人”的贡纳尔·艾克洛夫。
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哈瑞·马丁松的颁奖词是：“他的创作能捕捉住露珠而映射大千世界。”马丁松就是这样一位能够“小中见大”的诗人，在他一首早期诗作中，款冬（一种菊科植物）和太阳就是相对的两极：小小的黄色花朵正与那巨大星体相对。
马丁松是瑞典20世纪早期的诗人，代表了瑞典文学中现代主义的重大突破：其诗作有大胆想象，有生动有力的意象语言，且节奏多变，无韵而自由；精细的自然微缩画和令人惊异的隐喻成为后来所有瑞典自然诗的出发点。
埃翁认为贡纳尔·艾克洛夫是这一代诗人中影响最大最深远者。他的作品使人想起毕加索的变形画。艾克洛夫步入诗坛时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他的风格不断变化，最后终于在宁静平和的《迪宛三部曲》中达到成就的巅峰。在这部诗集中，残酷与优美同时并存，能让人们体验到巨大的神秘感，摸索出人类的现状。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少数能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瑞典作家之一。他是一个隐喻大师，大胆而精准的意象令人赞叹。埃翁说，他成功的秘诀更在于感官上的精确描写与广阔的视角令人意外的结合。他的作品被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对各国的许多重要诗人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诗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以及中国诗人北岛。北岛曾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看做中国诗人的楷模。
作为诗人的埃翁
埃翁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说明1930年代之后的诗人，既从前人那里汲取了营养，又在诗歌大师们的帮助下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他从哈瑞·马丁松那里学习如何以小见大、经济凝练，学习自然微缩画技法等；从艾克洛夫那里学习“碎片化”的处理方法，学习诗歌景象中“地狱般的特征”和但丁《神曲》一样的视角。
埃翁说，他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型。他们年龄相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是亲密的朋友。他们有一位共同的老师——托尔谢，两人都从他传授的诗艺中受教获益。因此他们是从同一个出发点出发，平行发展。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从共同的学习模仿中又得出不同的结论：特朗斯特罗姆继续着老师那种视觉的自然神秘主义，而埃翁将其对人的深刻描写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他们都被称为有着“严格视觉”的诗人，但两人的作品有着迥异的轨迹。
从埃翁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丰富多彩的瑞典现代诗歌有着很强的内部联系——老一辈诗人是青年诗人弥足珍贵的创作起点。对此，埃翁充满诗意地说：“在他们启明星一般的指引下，我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星。”
九月七日晚，皓月当空，在中华世纪坛南广场，在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月亮”为主题的“中秋国际原创诗会”上，一身白色西装的埃翁用瑞典语缓缓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情歌》。诵毕，观众席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来自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缅甸、埃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诗人们，也来自在场的一千多名诗歌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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