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归来

    去年11月，米兰·昆德拉最新的小说《庆祝无意义》由意大利阿德尔菲出版社悄然出版，低调、不喧哗。在此之前，10月份，昆德拉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中文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意大利文版先出，接下来的事，慢慢来，等待。于是，一切按照昆德拉的嘱咐，按照他所希望的时间表缓步进行。今年4月，小说的法文原版由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8月，简体中文版上市。

    为什么要在意大利先出？当中有什么玄机吗？其实，这在昆德拉身上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他的上一部小说，十余年前用法文写的《无知》，2000年春天最先在西班牙出了西班牙文的译本，然后是冰岛、德国、塞尔维亚、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十多个版本，整整拖了三年，直到2003年，法国的版本才最终出版。当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昆德拉虽然1975年就移居法国，但长期还是在用捷克文写作，先交捷克文稿，再由他人翻译成法文出版，昆德拉是到九十年代才开始用法文写作的。1995年他第一部用法文直接写就的小说《慢》在法国出版，得到的还是相当热烈、比较一致的积极评价。1997年《身份》出版，这时评论界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嘲笑昆德拉的法文，说比不上他用母语进行的创作，有媒体甚至用了《昆德拉大厦的倒塌》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昆德拉是一个较真的人，觉得这些批评是民族主义的反应，他注意到，早从《不朽》开始，自己接连的几部小说在法国之外的反响倒更好，更受欢迎。于是，等到1999年末《无知》完稿，他干脆拿到交好的西班牙图斯克出版社先出，摆出不在乎法国人怎么看他的态度。另一个原因，跟小说内容有关。《无知》写的是回归，流亡法国的伊莱娜回到布拉格，定居丹麦的约瑟夫回到布拉格，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喜悦，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在布拉格的位置，故乡已然不是记忆和想象中的模样；而西班牙经历过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时过境迁，不少流亡在外的西班牙人回到祖国也有相似的境遇，昆德拉觉得这部小说更能引起西班牙人的共鸣，事实也是如此，《无知》当时在西班牙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至于这一次，为什么是意大利？昆德拉本人没一句解释，《赫芬顿邮报》作了揣测：“这一迂回之举是否为了向费里尼和里希致敬？这两位出色的导演堪称朋友间开怀大笑和无穷想象力的典范。”向意大利式的喜剧致敬？不如说，昆德拉在向一切的人间喜剧致敬。

    喜剧的挑衅，喜剧的力量

    《庆祝无意义》是一出喜剧，一出精彩的滑稽剧，巴黎拉丁区的卢森堡公园就是舞台。“在我这个无信仰者的词汇里，只有一个词是神圣的，那就是友谊。我让你们认识的四个同伴：阿兰、拉蒙、夏尔和凯列班，我爱他们。我对他们很有好感。”昆德拉自己走上台，领着四位主角轮番出场。

    一出场，阿兰就被公园里的少女露出的肚脐吸引住了，“他观察那些少女，她们个个都在超低腰长裤与超短身T恤之间露出赤裸裸的肚脐。他迷惑了；迷惑了甚至心乱了：仿佛她们的诱惑力不再集中在她们的大腿上、她们的臀部上、她们的乳房上，而是在身体中央的这个小圆点上。”如果以为接下来要展开什么情爱故事，那可想错了，阿兰要解的是出生之谜，在他的梦里，没有肚脐的夏娃身上长出一棵巨树，无数的枝条刺入天空，又如大雨倾泻而下。拉蒙，想看画展，又对大排长队的人心生厌恶。夏尔着迷于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故事，大讲盥洗室里同志们的造反，想象着把这些排演成一部木偶剧。失业的演员凯列班干着私人鸡尾酒会服务生的活儿，却硬要拗造型充当巴基斯坦人，操上一口臆想的外国语。从拉蒙那里，扯出了骗子达德洛，骗老同事说自己生了癌症竟觉得很享受。又扯出情场老手卡格里克，说话絮叨无聊却总是获得女人的青睐，达德洛纵然能说会道，也在与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夏尔、阿兰还有凯列班那里呢，扯出了总是尿急的加里宁，扯出了改名的柯尼斯堡，扯出了康德，扯出了叔本华，扯出了堕落的天使、天使的小羽毛……充满戏谑的一幕幕，颇有荒诞不经的现代戏剧先锋之作《乌布王》的味道。

    “庆祝”、“欢庆”、“狂欢”，昆德拉的“好心情”、昆德拉的幽默，他所擅长的反讽，遍布整本书，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写一部通篇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昆德拉二十年前在小说《慢》里坦露的雄心如今得以实现。昆德拉推崇福楼拜，推崇他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甚于名声在外的《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为什么？因为《布瓦尔与佩居谢》展现的是“不正经的福楼拜”。昆德拉还推崇拉伯雷，为什么？因为写出了《巨人传》的拉伯雷是“小说艺术里不正经的先行者、创始者、天才”。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说：“将一部小说建立在一件轶闻上，一个笑话上……应该是来自一名现代主义者的挑衅。确实：这是一个挑衅。然而，它扎根于一段非常悠远的过去。在小说的艺术尚未确定自己的身份与名字的时代，菲尔丁就这样命名：‘散文的、喜剧的、史诗的写作’，这一点需要时刻牢记，喜剧性是俯身于小说摇篮的三个神话仙女中的一个。”

    昆德拉有为自己的作品画插画的习惯，这本新书，他画的是一只手托举着自己一只眼睛的独眼龙，剩下的那只眼睛睥睨一切，向上挑起的嘴角渗出笑意。这种笑，这种喜剧的挑衅，喜剧的力量，正是昆德拉的审美，因为在他眼里，“悲剧在我们展示人类伟大的美妙幻景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安慰。喜剧更残酷：它粗暴地向我们揭示一切的无意义”。

    “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

    平庸的加里宁被挑中为伟大的城市命名，无意义的鬼话让卡格里克情场得意，下水救人的年轻人反成受害者，自杀未遂的母亲无奈生下的儿子成了老是在赔不是的人，胡编乱造的巴基斯坦语竟和葡萄牙语对起话来，昔日的大人物给扮成了公园里的小丑……伟大、高明、勇敢、牺牲、奉献、统一性等等所谓的意义崩塌了，“无意义”占据了一切。借四个好朋友当中最年长的拉蒙之口，昆德拉告诉我们：“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昆德拉的小说归根结蒂都是具有道德与形而上学的破坏性的故事。”昆德拉一直在“破坏”，在他眼里，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是“正经被悬置的领域”，“在这里一切动不得的东西，一切自称唯一和无辜的东西，一切道貌岸然强加于人的东西，立刻会被在其中流转的无限轻的空气、怀疑与可笑的空气溶化、侵蚀、兜底翻”（见弗朗索瓦·里卡尔《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转引自米兰·昆德拉《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2月）。

    “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难道不就是无意义？我们的命运难道不正是无意义？而如果是的话，这一命运究竟是我们的不幸还是我们的幸运？是对我们的侮辱，还是相反，是我们的解脱，我们的逃逸，我们的田园牧歌，我们的藏身之所？”现在，昆德拉给出了答案。人们通常认为有意义的、伟大的、崇高的、神圣的，可能是伪的，是假的，而另一面，认为无意义的，恰恰是最本质的、最真实的，是长存的；一个充斥着绝对意义的世界是可怕的，要看到无意义的世界，去拥抱无意义的世界，就像拉蒙的倡议：“呼吸吧……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

    灵魂永不定居一地

    说到昆德拉的执拗劲儿，有件事让人寻味。《庆祝无意义》中文版封面先前另有一款设计，参考的是小说中肚脐的意象，画了一条脐带连着一个小孩。设计方案出来，送交昆德拉过目，这是昆德拉对他所有作品、所有版本的要求，译者、译文连同封面设计都必须获得他本人的认可，中文版自然也不例外。结果是，昆德拉否定了这个方案，理由是他不喜欢小孩的图案。

    这个理由让我记起昆德拉在随笔《相遇》里的文字。他在读《百年孤独》的时候，忽然联想到伟大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没有小孩，伟大的小说里的人物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孕育下一代，庞大固埃没有，堂吉诃德没有，汤姆·琼斯没有，少年维特没有，卡夫卡笔下的K也没有。人物死了，小说完成了。人物没有孩子，这个完成才足够完美。有孩子，人物的生命会被延续、被模仿、被维护、被怀疑或被背叛——你的生命将在你的孩子身上继续，你的孩子就是不朽的你；而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之外仍可继续，你就并非独立的存在，你必须立足于一些具体且世俗的东西之上，比如家庭、子孙、种群、国家，从这个逻辑上说，个体是一种幻象。

    个体在小说中得到确立，成为一切的中心，而在真实的历史之下被影响、被牵制、被裹挟、被改变。1970年开始，昆德拉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教职遭到解除，他无法再发表作品，之前出版的书也被禁止再版，甚至是早年写的诗集。那个时候，尽管他人还在布拉格，其实已经是一个局外人。到了1975年8月，昆德拉和妻子动身离开，定居法国。地处中欧腹地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为昆德拉永远的乡愁，此地，他更愿意称之为“波希米亚”。

    昆德拉的故乡，更是指文学的故乡，他说：“我住在巴黎，我的故乡之心，对我来说，在多伦多。”因为那里，有什克沃雷茨基夫妇的“68出版人”出版社，许多流亡捷克作家的作品在那里找到出口，1985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捷克文版在那里出版。昆德拉说，仿佛从少年时代起，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流亡之地带在身上，并最终去向那里，昆德拉选择了法国，在法国生活，在别处生活，而灵魂永不定居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