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忏悔

    前一阵，有人为自己“文革”中的错误行为表示道歉，尽管其诚意还有不少议论，但至少也属于一种有益的反思，应该受到欢迎。相比之下，对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整人的道歉，似乎还不多见。

    “反右”时，我是个20多岁的小人物。但回想起来，那时也曾狂热地跟着去批判人。时光过去了50多年，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对于那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随后不幸身亡的同事，因为我也曾参与了“无限上纲”的揭发批判，我深为自己当年的盲从感到愧疚，更为自己不惜损人的自私而备感忏悔。

    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我刚调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因为这是个新建机构，人员都从各单位才调来，研究所本身没有“老账”可算，对本单位领导没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运动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谈谈外面见闻。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右派”发起反击时，发现风向有点变化。所里几位党员的发言，看得出有针对一名新来年轻人的倾向。

    此人叫秦增护，上海人，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与我同在商品学研究室。他来所才几个月，除参加运动，没干任何工作。平时爱说话，爱插话，还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因为他在所里，有时曾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后来竟成了他的“罪状”。

    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在大学时就是入党培养对象，所以运动中，我被列为左派积极分子。有一天党支部开会，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达”了抓“右派”的任务，我们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个。会上认为秦增护有对党不满情绪，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我心中虽有存疑，但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之下，不仅是我，恐怕到会所有的人，都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大家都赞成以秦为目标，开展研究所的反击“右派”斗争。

    因为秦与我在同一个室，又年龄相近，领导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党思想。那年代，我真把这看作是党对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争取入党，也指望以积极“批秦”的表现，来为自己的进步加分。有时明知那话不是秦说的，是他转述他人的话，或也知道秦所讲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之类的事。那时，政治上的盲从，已经压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断。面对反“右派”洪流，我违心地随波逐流，失去自制。

    晒晒我当时的表现吧。秦看到报上，有人批评由组织上选派出国留学生这种做法，他表示同感，曾发言支持实行选派留学生公平统考。这本是别人的主张，他只是赞同而已。但我却说他“恶毒攻击党培养干部的方针”，“要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优先权”。报上有人批评苏联曾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秦在所里发言时讲了这个情况，并没多说什么。但为了把他“批倒”，我质问他：“你没在东北，怎么知道机器被苏联运走？”“你只讲苏联运走东北机器，为什么不讲苏联支援我们156项建设？”就是这样，把“恶毒攻击苏联”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这样积极分子的批判下，秦曾护终于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县劳动改造时，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对于这位几十年前的可怜同事，我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为自已的违心自私，备感愧疚与忏悔。明知这种迟到的忏悔，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只是表达老者的衷心愿望：但愿这样的悲剧，切莫再发生。那种随意上纲、违心整人的历史，绝不能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