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学人的吉星

    《中华读书报》创刊时我尚未从天津图书馆退休，办公室里有这份报纸，发现很多文章值得留作研究参考，我又自订一份用于剪报。

    图书馆不算学术机构，幸亏时任馆长的恩师黄钰生安排我“半脱产”从事研究。身处学术“体制”以外，我非常依赖这份报纸了解学界状况和信息，开阔眼界，打通“学科壁垒”。出于无名者的低调，我轻易不给此报投稿，二十年间算来不过六篇。

    第一篇是“尊老尚齿”国家课题成果《中华尊老文化探究》概述，鉴于书中考据太枯燥而史实够惊人，采用了“随笔带引据”的创新文体，题为《从狮身人面兽说到老龙》（化用“斯芬克斯之谜”的老人“三条腿”谜底，及汉代七十老人获颁“王杖”的掌故）；发表于《文史天地》周刊（1999-10-27）。无名者的长文能占头版，是借了季羡林先生的威望。遗憾至今的是，原稿尾部漏加 “（引据41条从略）”说明，这样，比如“十世纪德国人还有吃父母的、同期宋代‘割肉啖亲’已蔚成风气”等内容，会给人以大言欺世的恶劣印象，愧对读者和报纸主编。 

    我能跻身学界，首先感谢恩师、西南联大元老黄钰生先生。当年在昆明实际代表南开的是他，这有《郑天挺日记》称其为“校领导”可证。我把申泮文院士主编的纪念文集寄赠北大陈平原教授，他回信说早知道“黄子坚”的大名，只是事迹不详。于是我撰文介绍他的后半生，并抒发感恩之情。此文被陈教授改题为《要把南开大学办成中国大学之母的黄钰生》（据梁启超语），纳入由他策划的严修、张伯苓纪念专版（《中华读书报》2000-4-12）。此前，众多联大校史研究者不知黄子坚教授1950年代当了城市图书馆馆长。 

    不少名人以图书馆为归宿。“文革”后期，生活陷于绝境的书法家吴玉如先生（吴小如教授之父）被老同学周恩来安排到天津图书馆，成为我的“同事”忘年交。我从初期网站上见到“国学大师”简介，众多名字中只有“吴玉如”下边不带黑线，表明他逃名成功，其生平还是空白。我写了不短的介绍文章，编辑祝晓风先生根据文中语句改题为《身后名不若生前一杯酒》（2003-3-19），为此还来电话商量。

    我在尊老课题的探究中，突然对古怪中餐的由来（我认为两课题“孪生”）发生狂热兴趣，竟无视得之不易的学术“资质”而转向“野路子”，从正规学界消踪十几年。尽管心得多多，鉴于饮食文化尚无学科地位，也没写过相关文章。直到偶有由头，写了一篇内容涉及食物的《季羡林先生和电脑》（发表于《家园》版2002-01-09）。那由头是：我先曾见过的季老《糖史》元代部分的手稿，后来被收入《中华食萃》第六册，恰好一篇拙文也忝列于同册。我在细读季老这篇专论时发现一条很长的注释，内容是关于电脑的随感，内有睿智的预见：有了电脑查找资料的巨大便利，“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精力分配的重点，必须相应地改变”。 这段高论隐在大部头专著中，一般读者难得读到。我在文中述及自己偏离季老支持的课题而旁骛饮食；其实我很早就不得不告诉他，不料他没有劝止反而鼓励。

    编辑部中王洪波先生熟悉科学，其“通识”特长跟我在图书馆养成的广泛兴趣容易共鸣。他主编的《书评周刊》是本报的重镇之一，此刊百期征文信息引发我的特殊心得，便写短文响应，题为《从传统“目录学”看书评的社会职能》。观点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典型的传统“目录学”中，每部书都带有权威的短评，这在西方是由发达的书评事业来承担的（以《纽约时报》的BOOK REWIEW 为典型）；近代只是引进了西方的卡片目录，致使书评职能沦为空白。编辑来信赞赏这一新异观点，拙文被排在显著位置（2009-11-30）。

    我出身“边缘”，尊老伦理、中餐由来等探究也一路边缘；面对缺乏“评价机制”的现实，边缘的创见要推迟埋没，前提是通过报道而成为广大通识学者可见的信息。在此意义上，我想《中华读书报》堪称边缘学人的“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