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读”令我终生获益

    我的“窃读”时代始于儿时，其实纯属无奈之举。

    我出身于耕读世家，家有大量藏书，均为古文经典名著，较通俗一点的为《三国演义》和《池北偶谈》等。从几岁开始就背着大人乱翻，搜寻到《古文观止》和《唐诗》等书中懂得的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这类通俗句子，不免喜出望外。“乱翻”、“窃读”的“瘾”越来越大，有时不小心把书弄脏、撕破，受到长辈体罚。最严重的是8岁时，把精美的《康熙字典》第一卷偷到学校在同学中炫耀，下河游泳时被盗。后来失而复得，珍贵的大型工具书幸免毁为残卷，但却挨了一顿“趸打”！

    父亲英年早逝是我人生最大不幸。读小学时，自知家境困难无力升学，放弃了算术学习，上此课时“窃读”课外书籍。开始老师责备我，后来得知我的意向，听之任之。当时我的作文和书法在全校首屈一指，在当地小有名气，老师对我极表同情，并大加鼓励。我校一位同族教师对我也很欣赏，后来当了乡中心校长，抗美援朝热潮中和我一起参军。当战士不久我凭一份毛笔小楷自传选调到营部当文书，未发军装前我已穿上战利品杂牌军装，早晨和机关干部一起在操场边公路上散步。这位原中心校长，还有一位原乡公所师爷，他们在连队当战士，穿长袍出早操跑步，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们对我这个穷小子“少年得志”极为羡慕。

    小学毕业失学后，为了生计，经姑祖母教私塾的房东、木工介绍到盐井柜房做地位低于学徒的打杂工，活路干完后不准看书练字，我深感不快。由于从小就养成的习惯，见到印刷品只好“窃读”。一次坐在柜台内高凳上守大门，“窃读”《成语小词典》，被60多岁、头戴瓜耳皮、身穿长棉袄、手提烘笼、口含烟杆的掌柜陈络耳胡发现，狠狠地抽了我几烟杆子。这个陈络耳胡一副凶相，对待劳工极其刻薄、残酷，颇有民愤。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五反”运动中，与资方杨劲中同谋毒死积极分子、和我处过一段时间的青年职员袁廷奎，均被处以极刑。

    当打杂工时即使挨打受骂，我“窃读”的“痼疾”难改，只是更加注意不被发现罢了，特别是陈络耳胡不在之日，就是我“狂读”之时，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其他柜房先生则视而不见，大开绿灯。有的还私下赞许、鼓励。那本《成语小辞典》我已烂熟于心，为掌握丰富的词汇打下了基础，受益终身，无怪后来有人调侃我说话“陈词滥调”、写作“词语堆砌”。

    当时盐井柜房还有一些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窃读”后记得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我国南方大片地区旱情报道，有“田土龟裂、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民怨沸腾、盗贼蜂起”；城镇“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女子无情”等描述。二是全国各地的报道，附有全国示意图，有各地军事指挥和政治首领朱、毛和贺龙、徐向前等人的名字。想来杂志具有进步性，可惜我那时年幼无知，未能收藏起来。三是读到一篇自称红军被俘国军军医，记述红军及其长征实录的长文，颇具吸引力。后来阅读得知，这是陈云长征至川西，化装成商人，经成都潜回上海后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之前，为了文章便于在国统区传播，隐其真实身份、化名以第三者语气而作。陈云出身于商务印书馆学徒，亦为小学文化基础，早年投身革命，年轻时文章就写得很好，后来著述颇丰，其书法遒劲、飘逸，他晚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题词的剪报，我珍藏至今。

    我在盐井柜房当打杂工数十人中年纪最小、工钱最少、地位最低，被呼为“袁老幺”，不仅常遭掌柜打骂，还被恶少欺负。母亲鞋尖脚小，每月关饷那天，从近20华里远翻过被视为畏途的“五里三坡”来拿钱养家，连井房大门都不准进。即使如此，不到一年，陈络耳胡一句“袁老幺，你回家到学校去读书吧”就把我解雇了，在幼年即饱尝失业之苦。后来几年，我当过放牛娃，做过月活，打过零工，当过力夫，割过饲草卖，做过小生意……在苦难中我仍未放弃阅读和自学，看到一纸印刷品如获至宝，但有时不敢“窃读”，怕雇主指责影响干活，正是求学长知识的黄金岁月，就如此流逝了！

    后来在部队和地方企业机关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允许看书，怕被领导视为不务正业和不安心工作。当然免不了有“窃读”的时候，但要注意影响，适可而止。那时政治运动不断，平时每周至少有半天政治学习，除指定的文件和书目外，读自己喜欢的书报杂志也是“窃读”。讨论时可以离题万里，就是不能看其他书报；上班时间读书被视为非法。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由企业党委组织部调宣传部工作，有人认为是“失宠、无权”，我则窃窃自喜，因为是从事理论宣传，上班时间看书读报名正言顺。由于要制订学习计划、撰写学习要点，为广大干部作辅导报告准备长篇讲稿；到基层检查政治学习，主持学习的领导要求“给大家讲几句”，如此等等，上班时间不读书看报研究刊物怎能行？改革开放前新书出版和名著再版，由新华书店内部配售，我负责买书，我喜欢的书一定要搞到手，拿回来经图书保管者登记、编号、盖章后，我签名借阅，如期奉还。

    在宣传部工作至退休10多年，确实学了一些东西，较好地履行了职责，并为提前5年退休后继续工作并为终生写作，走上文学习作之路打下了一定基础，弥补了早年受正规教育程度不足的缺憾。长期在家读书、学习、工作和写作，不在于有多少聘书、获奖证书，有何名气，有几许收入，最大的收获是影响了下一代和第三代的好学上进。外孙女从小学开始发表文章，读大学时有数千字长文发表，去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了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

    “窃读”使我终身受益，“窃读”使我精神快乐和富足。可惜的是解放前我受年龄、文化、地位、环境所限，不能像那些潜伏者一样“窃读”革命书籍和进步报刊。现在，无奈的“窃读”已一去不复返，年逾八旬的我身处盛世，深感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