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主义的民意与不平等的民主

    托克维尔曾注意到，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中存在矛盾性，即社会、政治领域的平等与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并存，如詹妮弗·霍克希尔德所言，“把政治自由定义为严格的平等，但把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变成不平等的平等机会”。这种普遍而复杂的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破坏，从而误导了选民。

美国缘何重返“镀金时代” 

    “新镀金时代”（New Gilded Age）一词，最早可能出现在2000年出版的，关于“富裕文化”的同名《纽约客》文集。而后，这个词汇为众多论者借用，保罗·克鲁格曼是其中格外突出的一位。他早在2002年就用“新镀金时代”来形容当代美国的不平等状况，直到近期评论皮克提（Thomas Pikkety）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时，还在追问：“为什么我们身处新镀金时代？”（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原初的那个“镀金时代”，得名于马克·吐温与查尔斯·华纳合著的小说，时间大致是19世纪的最末20年。彼时，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平等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气氛中蔓延。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除了“咆哮的二十年代”和大萧条时期，持续的进步主义实践维护了整体上的相对平等。1940年代至1970年代间，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分配相对平等并行不悖。直到1980年代，财富集中水平回复到大概一个世纪前“镀金时代”的水平，开始了一个实际上的“新镀金时代”。

    这个词汇的意涵悲哀，却具有充沛的活力，欧逸文就将其直接移植于当代中国。而在《不平等的民主》中，政治学家拉里·M.巴尔特斯仍旧着眼于美国“新镀金时代”的巨大经济不平等，进而讨论其在政治方面的衍生后果，以及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间的互动。

    巴尔特斯认为，对不断升级的不平等的探讨，应集中于经济增长、经济流动、公平和必然性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最终，“经济不平等挫伤了美国民主的平等主义理想，严重地损害了政治过程”。他认同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标准，即“政府对其政治上视为平等的民众的偏好持续做出回应”，并以此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他举出的减税、遗产税与最低工资等关于政策制定的个案，相比医保、控枪等议题，并非时下焦点，但能给读者呈现更加完整的过程，提供保留回望和反思的空间。对于普通读者，他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不免艰深，但具体研究结果配合具体例证之后，能够持续地带来思想上的冲击力，足以破除对美国政治的诸多迷思。他谈及的若干问题，如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降低，阶级固化，“1%”是否该为不平等负责，时至今日仍屡屡见于报端。立场、方法不同导致的观点歧异实属正常，但“常识”无法成为行动的基础，仍不免令人感觉沮丧。

政党政治与经济不平等

    在简要回顾“新镀金时代”的情况后，巴尔特斯分章列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包括：将当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特别归因于两党中的共和党，即“共和党总统的政策和优先次序选择”；选民通过在任政府较短期经济绩效来决定投票的偏见，对共和党非常有利；普通美国人仍旧普遍持有平等主义观念，相当关注不平等，并倾向于同情工人阶级。可以观察到，作者“剥洋葱”式的论述过程，揭示了美国政治过程中的一种悖谬，即选民的抉择可能在有意无意间伤害其自身利益，他们没有利用选举改善自己的处境。

    托克维尔曾注意到，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中存在矛盾性，即社会、政治领域的平等与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并存，如詹妮弗·霍克希尔德所言，“把政治自由定义为严格的平等，但把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变成不平等的平等机会”。这种普遍而复杂的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破坏，从而误导了选民。

    巴尔特斯将美国民众归为富裕、中产阶级和穷人家庭。这种基于收入水平对人群的动态分类，也是书中许多讨论的重要出发点。最终，他令人震惊地指出，对于几百万低收入民众的政策偏好，选任官员将“完全不作回应”。而巴尔特斯在整本书中做的，就是说明这种“不平等的民主”的形成原因。

    基于对美国普查局历史收入表等资料的研究，巴尔特斯指出：“二战后岁月中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家庭，在共和党总统统治下，通常都过着较之民主党总统治下糟糕得多的日子。”同时，富人们——更为宽泛的“1%”，即便总是享有非常好的生活，也在共和党执政期间获利更多。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乃是民主党政策选择倾向的代表。当时，贫穷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一度超过富裕家庭。本书未涉及的奥巴马政府，其财政政策在民主党政府中相对特殊，当然其面对的境况也相应地更加复杂。

    尽管民主党政府能为更多民众带来生活上的改善，而共和党政府具有任期中衰退的高发性，但二战后共和党总统执政时间仍然长过民主党总统——即便民主党长期持续地控制了众议院。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大致拥有中等收入、高收入白人和更穷的白人及非裔美国人支持的背景下，一组数字是，“在1952年至2004年的14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51.7%的投向大党候选人的选票，民主党候选人则斩获了48.3%”。

    巴尔特斯一口气否认了“价值观选民”等四种流行的说法，并检视了阶级、文化、族群与政治的变迁，然后把视野重新聚焦在经济本身，并指出，政策制定及优先次序选择的党派差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总统四年任期的第一年是“蜜月期”，拥有对政策的最大影响，但其经济政策很难马上显著影响收入增长，效果要在一年后才能受到感知。统计数据显示，在民主党总统的任期首年，各收入百分位的增长率都显著高于共和党总统的第一年，穷人获利相对较多，平均收入增长于第二年达到顶峰，而后显著放缓；在共和党总统治下，各任期的第二年通常都处于低速增长，贫穷劳动者家庭在这些年份更是经历收入的平均负增长。但是，尤其重要的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的总统选举年，所有人实际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顶峰，民主党却通常无法创造选举年的经济繁荣。这种曲折的周期性与反周期性，极大影响了选民对总统经济政策绩效的判断。所以，在巴尔特斯所称的“片段经济绩效”的作用下，“总统选举被当作了对在朝党的经济掌控能力的全民公决”。 

“公民的无知和疏忽”

    源于短视与误判的民意，为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的共和党带来了诸多选举成就，巴尔特斯将其称为“经济责任中的党派偏见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如前所述，平等主义价值观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仍旧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令人费解的情况，使平等主义价值观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趋于复杂。通过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公众支持，公众对特殊经济群体的态度，公众对不平等和机会的感知，以及公众感知的型构这四个方面，作者探查了美国人对平等的看法，并坚定地指出：“公民的无知和疏忽对不平等的政治有着重要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一个近90%的公众都同意，我们‘应尽一切必要的可能来确保每个人都拥有通向成功的平等机会’的社会，为什么会在认识其不平等的程度上，存在这么大的明显阻力？”

    经过对“全国选举研究”中“观感测量计”的研究，巴尔特斯注意到，在中产阶级被视为社会中坚的美国，大多数民众对工人阶级的正面感觉，甚至要超过对中产阶级的感觉。但是，这种现象只有联系到具体的重要政治角色或议题，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到政治，这就关系到民众是否了解政治信息。他引述沃尔特·李普曼的话说，“大量日常政治思考发生在仅仅与社会现实松弛相连的‘假环境’”中，而这些政治思考部分地屏蔽了现实，使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获得市场。公众认识到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为了详细说明这种复杂性，作者在第六、七、八三章列举了三个例子，分别是：美国民众奉行平等主义价值，更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却出于“头脑简单的利己主义”而普遍支持小布什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成全了新增财富向富人的大规模转移；98%美国家庭的遗产无法达到遗产税的起征点，却有相当大比例的民众因为错误的论据和浅薄的政治知识，而支持废止遗产税；包括富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最低工资，其影响就业的流行说法也站不住脚，但两党间的政治互动却屡屡阻滞其提高。

    尽管政治、经济的不平等都已经相当严重，巴尔特斯仍然表现出了充分的乐观。穷人的声音不为政客倾听，但他们的选票可能扰乱两党的权力平衡。民意可能通过类似的途径，发挥强大的间接作用。他至少用自己严谨的研究告诉读者，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什么是一目了然，完全不需要思考和深究的。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言之凿凿的结论，根本无助于认识眼前的世界。民主的结果未必像初衷那么美好，甚至可能背道而驰，但终究蕴藏着改变现状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