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如何影响教学效果

    2014年9月16日下午，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九旬院士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吴良镛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上讲台，他用35分钟时间作了题为《志存高远身体力行》的报告。然而，就在吴老作报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却趴在桌上大睡。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此事一经媒体曝光，引来各方热议。

    作为教育学者，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

    这两年，因参与学院重点课程评估，我有机会连续听了多名教师的课。在这个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高等数学、运筹学的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普遍比较集中。在一堂高数课上，可能是因为犯困，不时有学生主动站起来听课，最多的时候四五名同学站在那里，场面蔚为“壮观”。这种现象，在文科的课堂上并不多见。相反，“睡倒一大片”的景象倒是很“亲切”。两相比较，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是为什么？两者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同时，又进一步引发我对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进行思考：学习动力究竟从哪里来？或者说，学习的动力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教学活动分解开来，无非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这些要素构成。所以，分析影响课堂讲授效果的因素，也要从这些要素入手。

    教学以课程的形式出现，作为一个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课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前面所说的例子，课程本身不好懂，所以逼着学生必须认真上课，认真听课；另一种情况是，课程本身很吸引人，例如语文课、艺术赏析类课程，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这样的情况下，课就比较好讲。反之，如果课本身比较枯燥，学生兴趣不高，课也就比较难讲。但是，课程的性质只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方面因素，语文课、艺术赏析类课程如果没有好老师来讲，也可能“味如嚼蜡”。而一些貌似枯燥的课程，有的教师却能讲得很精彩，令人叹为观止。所以，用管理学当中著名的“双因素理论”来解释，课程的难易程度和性质仅仅是影响教学效果、教学质量的“保健因素”：因为具备“课程性质”这一有利条件，只能避免学生“不满意”，却不足以让学生“满意”。

    那么，除了教学内容（课程）这一“保健因素”之外，教师和学生、教学方法就成为影响教学质量的三个重要因素。由于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主要取决于教师，所以教师和教学方法可以作为一个因素考虑。教师的基本素质有个体差异，这一因素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众所周知。大到教师的亲和力、个人魅力、组织能力，小到情绪控制、讲课节奏乃至口才、板书等都会影响教学效果。有人在文章中这样描写叶嘉莹先生讲课的情形：

    “她写在黑板上的字就是书法，行云流水，深得王右军之潇洒风神而有苏轼的从容沉着。她从来没有讲稿，要讲的所有诗词都烂熟于心，脱口而出毫无滞碍。这一切好像都体现着诗的生命的自由流畅。”（单正平：《她从不坐着讲课》，《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15日）

    笔者无缘亲承叶先生教泽，但是通过文章描述，仿佛能亲身感受到叶先生讲课时的艺术感染力，可见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教师具备了基本的教学素质，再加上认真的态度，充分的准备，要把一节课讲得“差不多”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教师和教学方法的一面，说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我这里想要提出的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学生，这个因素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以为教育效果不好，主要责任在教师，并不关学生的事情。殊不知学生才是教育的落脚点，教学质量最终要体现在他们身上。2007年，北京海淀艺术职业学校曾经曝出轰动一时的“辱师门”，七十多岁的地理老师孙辛卯在上课时被学生捉弄、欺辱，社会一片哗然。当央视“社会记录”栏目记者采访北京镜海艺术职业学校校长方俊时，他一方面承认这种事情的出现“不应该”，一方面也指出，这种事情的出现“并不觉得突然”。因为就读于这类职业学校的学生已经“被挑选了好几轮了”，“他们的自尊心已经被打击得差不多了”。所以，方校长对“辱师门”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

    也许高校的教师都有这种感受：你自己精心准备的一堂课，也花了十二分的力气去讲，自认为还“过得去”。可是，却发现仍有学生没有注意听讲，仍然在下面准备英语四六级考试或者为“考研”奋战，这时候你将有何感想？我想说的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学习主动性当然是靠老师来激发的，但是，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教师这一因素了，忽视了学生自己对自己的调节。教学，教学，有教有学，是一种双边活动，但现在却单纯强调教——学生不学习，社会常常把责任推给教师，这似乎不公平。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学”，本应成为教学的主要方面，实践中却往往被忽视；“教”，本来是辅助性的，实践中却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教学出了问题，单挑老师的毛病，而不去考虑学生的问题。结果，问题的实质往往就被掩盖了。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这样回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情形：

    “他讲课只是平铺直叙，但是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讲，既没有人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传记文学》“陈寅恪先生逝世纪念特辑”第094号，1970年3月）

    陈寅恪先生当然是一位学问大家。但他的课堂也说明，学生主动要去学习，并不在乎讲授者“平铺直叙”，也并不觉得“枯燥”。反之，如果学生并不想听，心不在焉，哪怕教师讲得“天花乱坠”他也会充耳不闻。

    研究教育学的人都知道教育的 “内部规律”，也就是教育要受人（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状况的制约，并对人（教育对象）的发展起反作用。但是，这条规律在实践中一直被曲解，不顾“制约性”，片面强调“反作用”的一面，夸大了教育的作用，走向了“教育万能论”。因此，评价教学效果或者教学质量，似乎也应当有“经”有“权”，考虑教师、学生、教学内容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才能做到客观公允。

    （本文作者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