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淮的学者梦与编辑路

    徐兆淮先生的《我的学者梦与编辑路》一书即将付梓，他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照理说他长我十几岁，应为长辈，晚辈给前辈作序乃为不敬之举，但是，我们相识相知已经35年了，且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是文章合作者，也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风风雨雨的日子，因为我十分珍惜和留恋那些青春岁月里的真诚友谊，故沐手提笔，为我的忘年交老友献上一瓣秋日的金桂。

    也是1979年的金秋时节，我在栖居于南京大学南园学生宿舍里的许志英先生的房间里见到了一个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徐兆淮先生，因为许先生喜欢与朋友聊天，这间小屋便成了我们经常海阔天空吹牛的场所。那时我才知道徐兆淮先前也是打算跟随许先生一起调动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来任教的，不知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池，他就去了出版社。作为一个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的学生，他与许志英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共同度过了“四清”与“文革”时代，二人一起回到家乡，颇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意，住的又近，所以常常在一起聊天，我作为一个倾听者，就常常去蹭聊。那时正值思想解放，聊天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政局走向为多，间或也谈学术问题，主角当然是许老板，期间也常有以前北京文学所的同事来宁出差在此客串闲聊，俨然成了一个未冠名的俱乐部，直至许先生80年代中期分到住房为止，那间宿舍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我和兆淮就是在那里开始了文学交流和友谊的航程。

    从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转至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钟山》杂志，徐兆淮把后半生的精力都倾注于编辑工作，可谓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就是在那一时期，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常常为一个稿件讨论数日，尤记得对李杭育的《船长》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刊发意见的讨论是那么认真，可惜当时他还是副主编，而我们在讨论作品之余，则常常把意见著成文字共同署名发表，所以才有了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新时期小说解读》。在那个共同探讨文学作品的日子里，我们的平等交流和无私的争论，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那种毫无功利性的文学作品的讨论，至今看起来似乎显得十分迂腐与可笑了，但是我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生命日记之中。

    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扬州工作，每每回宁探望父母时都要与兆淮和许先生聚会聊天，记得是在1985年徐兆淮升任主编的前夕，积极举荐我到《钟山》杂志和他一起工作，其工作调动几乎已经接近完成，记得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海啸在中山陵疗养院里接见了我们，对我宣布党组意见：任命我为《钟山》编辑部主任。孰料后来情况突变，我则失去了终生与兆淮共事的机缘。直到1988年，在叶子铭先生、许志英先生和董健先生的合力下我才得以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遂又回到了聊天的俱乐部的环境之中。此乃幸与不幸，自有我们心知肚明也。

    兆淮是一个十分认真和勤勉的人，除了撰写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外，晚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往事与故人的回忆之中。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叙事写人在文章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追忆与反思”，是回忆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十年的人事，其中许多文字读后唏嘘不已，在那个埋葬一个青年学者文学研究之梦的时代里，十年文革的政治动荡消耗了徐兆淮这样试图奋发有为青年的最好时光，我忘不了徐兆淮报到的那天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感怀，然而，一腔报效国家学术的赤子之心被化为堂吉诃德式的阶级斗争，是一代学者的悲哀，包括他笔下的何其芳、俞平伯、钱学森、钱锺书、陈翔鹤、蔡仪等人林林总总的生活琐事和细节，在他的笔下似乎被描写得趣味盎然，但是当我们在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后，却又会感觉到脊背上有一股凉飕飕的阴冷与无奈，在一个看不见真理阳光的语境中，我看到的是一个青年学子“荷戟独彷徨”的背影。

    第二类“编余琐忆”，是回忆他与作家在发稿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思考，从王蒙、李国文、邵燕祥、从维熙、汪曾祺、林斤澜、宗璞、袁鹰、柳萌、阎纲、林希、艾煊、高晓声、陆文夫、张弦、宋词、戴厚英、何士光、杨苡、忆明珠、章品镇、俞律、叶子铭、陈辽这样的老一辈与平辈作家和师长，到晚辈作家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阎连科等，他的记叙给上一世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一部作品问世与编辑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亦可见出兆淮谦虚谨慎的品德之一斑。

    第三类“编辑絮语”，是作者在多年办刊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其中许多回眸既往、反思未来的中肯意见实乃为当下办刊的宝贵经验之谈，值得办刊者参考借鉴。

    兆淮是一个一生老实本分的学人，除了办刊写作，生活要求极低，烟酒不沾，除了看看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殊不知，他一生的坎坷能与谁说呢？除了社会环境因素的不顺外，比如他曾经在作协遭遇过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和许志英先生为之愤愤，力主他在惊慌失措中发起反击！其家庭的种种不幸也使他在时时的痛苦中煎熬，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黯然神伤，默默流泪，所以，我读了他为同事和同乡许志英先生写下的悼文，更能够理解一个同病相怜者借灵堂哭恓惶的心境······写到这里，我已经不能自已了。

    几年前兆淮忽得大病，他在病中还坚持写作，努力留下这些文字，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在我主编的《扬子江评论》上，那一阵，他写一篇我就发一篇，我是想让他尽快地看到这些文章面世，却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殊不知其中之良苦用心谁能理解呢？对此我只能报以沉默。

    对一个只能用笔写出自己一生经历和思考的学者编辑，我向兆淮致敬！我为此生有叶子铭、许志英、徐兆淮这样的师长和朋友，以及周围一大批同道者陪伴同行而庆幸与自豪，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相信，只要尚能动笔，徐兆淮还是会写下去的，除此而外，他又能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