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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过一种说法：当代人最好不要写当代史，因为对许多人物、事件的评价，尚未达成共识，形成定论。说的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也能找到事实根据，但对一些具体人物、事件，真有达成了全人类的共识、形成了全世界的定论的那一天吗？
早在三十年前的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开始举办“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笔谈”，我认为，“希望用一种类型的文学史来适应并满足不同类型的读者的需要，是不切实际的”，“应当鼓励不同类型、不同体系、不同角度、不同重点的文学史出现”。
窃以为，袁良骏的《香港小说流派史》的问世，是和我当年的想法一致的。
首先我想指出，博览群书是袁良骏撰写这部《流派史》的基础。在他的前此出版的《香港小说史》第一卷的附录一、二“引用图书目录”和“引用报刊目录”里，就可见他所用功夫之深。因此，他在研究香港小说作家、作品的过程中，钩沉稽微、显幽烛隐的成就深受香港前辈同道如刘以鬯先生的称赞。也因此，他能将数以百计的香港小说家、数以千计的香港小说创作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概括为九大流派，眉目清楚。因此，他在绍介香港小说作家、作品时，可以旁征博引，互相比较，左右逢源。因此，他能在无数香港作家的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创作里，看出他们对新潮流的引领，而在不同流派的小说创作里，或多或少都有现实主义的灵魂和贴近生活的血肉风骨，不绝如缕。也因此，他在绍介香港小说作家、作品时，尽管繁简不同，评价有别，总体上看很少遗珠之憾。
但这还不是本书的主要特色。我以为本书的主要特色有二：一是绍介作品重于绍介作家，二是绍介作品重在个人感受。
先说第一点。
一部小说史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什么人要看小说史？估计多半是有关的专家、学者，以为参考；或对历代小说抱有兴趣的人们，用作引导。而我此刻想到的是：一部小说史还可以或者也应该成为更广大读者的一面镜子，从中看到自己，认识别人，以至可以重新进入某一时代，再现历史。
古人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段名言，千古不易。而我以为，有一种著作可以涵盖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就是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
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变化，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历史学家治史，重在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叙述、评论，从而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小说作家创作则不同，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特别是他们各各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面目、感情世界，以及内心深处的心态、意识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活人写死了，成为剪纸人像，而小说家却要把已成为历史的形形色色的逝者，复活为一个个原生态的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当时的那个社会。历史使您认知过去，了解过去，小说则使您受到感动，如同身历，因而更增强了理解。历史著作必须忠于史实，小说创作则难免虚构，甚至必有虚构。但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总是源于生活，反映了现实的某些侧面。研究明清史，估计《金瓶梅》、《红楼梦》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其因盖在此。
远的不说，就以《阿Q正传》为例，和未庄阿Q那一辈见过面的人，现在恐怕是绝无仅有了。但阿Q这个虚构的人物，却历经几个时代，现身各类社会，其形象栩栩如生，好像仍然活在我们的周围，活在我们的面前，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因此我认为，好的小说史可以起三种镜子的作用。
再说第二点。
1991年我在拙编《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记里，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此书名为“辞典”，实际并非严格意义的辞书。既曰“鉴赏”，更应具有“鉴赏”的特色。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无法避开主观性，甚至必须要求主观性。鉴赏文章不是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最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看法不妨见仁见智，风格更宜多彩多姿。只要心中有鲁迅，目中有读者，则鉴赏文可全面作论证，可感慨于一端，可像杂文，可似随感，可多学术气，可有江湖气，可以论见长，可以史取胜，可客观介绍，可主观发挥，可严肃，可平淡，可典雅，可幽默，可率直，可含蓄。总之，但愿读者在读鉴赏文时，不但可知鲁迅原文的风格特色，亦可见鉴赏文执笔者的风格特色。
但，写小说是一回事，写小说史是另一回事。各类小说展示的具有立体感的、五光十色的社会众生相，进入某些文学史时往往也变成了平面的黑白剪影，缺少了小说原有的形象性和生活气息。
《流派史》则是具有著作者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一部学术著作。著作者的心直口快、态度鲜明、无所忌讳，为我所深知，在《流派史》里也是一览无遗。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他笔下绍介的千百篇香港小说，几乎无不从个人阅读的感受、感触、感想开始，继之以简要分析，而终结为熔感性、理性于一炉的适当评价。
文学作品总应以感人为第一义，小说更是如此，绍介小说的小说史对此似亦不应轻视。
历史在小说中复活，也在《流派史》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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