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20世纪50年代，有一首苏联歌曲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歌名叫做《祖国进行曲》。直到现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还时常在聚会时高唱，音乐会上也常有演出。

    《祖国进行曲》原是苏联30年代一部老电影的插曲。关于它，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且从头说起。

    要说30年代，那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年代。1929—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美国和欧洲各国都出现经济大萧条。在苏联，国内战争（1918—1922）结束后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苏联从1928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改善国民经济。但西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联起手来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对于本来底子就薄弱的苏联无疑是雪上加霜。

    尽管30年代西方一片萧条，美国好莱坞各家电影公司却拍摄了许多以热闹的、豪华的歌舞场面为主的影片。美国影人认为：越是身陷困境，就更需要快乐和希望。而大多数来到电影院的观众也把看电影当作一种逃避和解脱，于是随着有声电影不断完善，一种以歌和舞相结合的类型影片（例如，那一时期秀兰·邓波儿的系列影片）就应运而生，形成了好莱坞歌舞片的全盛时期。

    苏联也有相仿的历程。电影大师爱森斯坦（1898—1948）执导的《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1893—1953）执导的《母亲》在默片时代已经赢得了世界声誉，现在有了有声电影，电影家们都跃跃欲试，希望在有声电影时代一显身手。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涌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文艺工作者们也渴望有新的突破。其中就有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电影导演格利果利·阿列克桑德罗夫（1903—1983）。

    格利果利·阿列克桑德罗夫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但也有资料说，他父亲是一家大宾馆的老板。他12岁时在家乡叶卡杰琳堡歌剧院打杂，做灯光照明和管理道具的下手，后来他先后在省人民教育部工农剧院的导演班、市音乐学校小提琴班和第三军政治部附属俱乐部领导人培训班学习。

    1921年秋，阿列克桑德罗夫进入莫斯科第一工人剧院，结识了后来也成为大导演的爱森斯坦，他们共同创作和演出了不少话剧。1924年，两人一起进入电影圈，爱森斯坦执导、阿列克桑德罗夫助导，合作拍摄了两部在世界电影史上留名的影片：《十月》和《战舰波将金号》。1929年夏，奉文化人民委员卢纳恰尔斯基的委派，导演爱森斯坦和阿列克桑德罗夫以及摄影师梯赛三人出访欧美各国。他们最后到了美国，一方面向好莱坞学习摄制技艺，另一方面作苏联电影艺术的宣传。

    1932年8月，阿列克桑德罗夫奉召回国。1933年初，在高尔基的寓所，斯大林嘱托阿列克桑德罗夫摄制更多的喜剧片，赶超好莱坞。阿列克桑德罗夫酝酿拍一部“爵士音乐喜剧”，片名叫《快乐的人们》。他邀请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创始人乌焦索夫饰演主角。但是合适的女主演却迟迟找不到。乌焦索夫建议他去音乐剧院看戏，他一下子相中了舞台上的角柳博芙·奥尔洛娃并请她出演影片的女主角。

    因为《快乐的人们》是部音乐片，音乐在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影片的主要支柱之一。阿列克桑德罗夫深知此点，于是到处物色一位能谱写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音乐的作曲家。这时候，乌焦索夫又建议他去听一位年轻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1900—1955）所写的音乐。乌焦索夫在自己的寓所里安排了导演和作曲家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为他们以后多年的友谊合作奠定了基础。阿列克桑德罗夫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立刻感到这位正是他“梦里寻他千百度”的作曲家。

    有乌焦索夫力荐，有导演阿列克桑德罗夫赏识，杜纳耶夫斯基异常兴奋地加入了年轻的摄制组并不负众望。他写出的欢快的、朝气蓬勃的青年歌曲成为影片的核心，成为情节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音乐在影片中广泛地、全方位地主导参与在苏联早期电影中还是从未有过的。

    1934年12月25日，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首映，没过几天，全国几乎到处都在唱杜纳耶夫斯基写的那首热情洋溢的主题歌《快乐的人们进行曲》。电影的热映，可说是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生活的新起点。这位天才的作曲家已经能够在影剧中出色地掌握和运用音乐这一工具，走上成熟的道路。

    《快乐的人们》在193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这大大激发了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的创作热情，他又立即搭建新的创作班子着手新的音乐故事片。

    这次选了马戏团的题材，以轻松的形式表现十分严肃的思想。

    在音乐故事片《大马戏团》中，美国马戏团艺人梅丽恩，由于生下有黑人血统的私生子而为社会不容，遭到种族主义者迫害。她抱着黑孩子仓惶逃到一列火车上，被一个德国商人所救。德国商人把她当作摇钱树，带着她到世界各地卖艺演出，最后到了苏联。梅丽恩在苏联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得到了真诚的爱情。德国商人千方百计阻挠不成，恼羞成怒，把黑孩子抱到表演场上，想当众羞辱梅丽恩，不料反而弄巧成拙，观众们把黑孩子接抱过去，全场哼起了充满温情的摇篮曲。新影片想要把苏联人的国际主义观念和对自己祖国的爱告诉世界。

    影片从1934年筹拍，到1936年基本完成，杜纳耶夫斯基在这部影片里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写了约30首曲子：有华丽的《出场进行曲》，有小丑的滑稽歌，有黑人民歌风味的摇篮曲，还有《月光圆舞曲》等。但主题歌却没有写成。导演总觉得影片缺少一首有份量的、能够压得住的歌曲。导演要求这首主题歌在影片中要起杠杆作用，表达影片的主题思想。男主角马尔蒂诺夫借这支歌曲向梅丽恩叙述的不光是自己的爱情，而且要表达出苏联人对自己祖国的自豪感；梅丽恩应当在这支歌曲里听到和感受到的是苏维埃国家的辽阔美好，苏联人民的正义感、善良和内心的丰富，并相信在这个国度里她和她的黑孩子会得到幸福。

    为《大马戏团》写歌词的是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1898—1949）。他也是《快乐的人们进行曲》的作词人。列别杰夫-库马契的歌词有一个不同与众的特点，他善于把政治性的题材和口号赋予明快的诗化的形式。他那些警句式、格言式的歌词在苏联青年中间有着巨大鼓动力量。为了影片《大马戏团》的主题歌，杜纳耶夫斯基和列别杰夫-库马契写了一稿又一稿，不断地修改，或者推倒重写，足足搞了半年，直到写了第36稿。杜纳耶夫斯基后来在一封信里回忆道：“我坐在钢琴前，左右是阿列克桑德罗夫（影片导演）和列别杰夫-库马契。旋律出现后，大家同声高唱，欢庆成功。”

    列别杰夫-库马契富有乐感，他根据杜纳耶夫斯基所创造的音乐形象，写出的歌词明快豪迈。祖国的自然风光，主人翁的自豪感，配上气魄豪迈而充满内在抒情性的旋律——这一切构成了祖国的史诗般的卓越而美好的形象。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摄制组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试唱，一致无条件地接受了这首题名为《祖国进行曲》的主题歌。歌曲速度最初规定为悠长宽广、慢拍子的，后来根据影片要求才改为进行曲式。影片结尾时，外国女艺人抱着自己的黑孩子同苏联人民一起在游行队伍里高唱《祖国进行曲》走过五一节的红场。

    电影《大马戏团》是在1936年5月25日公映的，而歌曲《祖国进行曲》早在电影公映之前就已经在电台中播放了，词谱也已经在各报刊上刊载。偏远一些的城镇，影片拷贝尚未运到，而歌曲早已家喻户晓。它的歌词、它的曲调成为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大事。这年夏天，在莫斯科的索柯尔尼游乐园的开幕典礼上，少说也有一万人同声唱这首歌。

    列别杰夫-库马契是苏联群众歌曲的缔造者之一，他的诗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日后成了俄苏歌曲的经典。

    1936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决议：“由于在发展电影艺术中的贡献以及创作出一系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苏联歌曲”，特授予杜纳耶夫斯基和他的合作者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以劳动红旗勋章。

    该影片在1937年的巴黎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四年以后，苏联卫国战争前夕，战前最后一次苏联国家文艺奖颁奖时，影片《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这两部影片及其导演阿列克桑德罗夫、音乐杜纳耶夫斯基和主演奥尔洛娃都荣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杜纳耶夫斯基还荣膺了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的称号。

    《祖国进行曲》是苏联爱国主义的歌曲标志，后来传唱之广相当于苏联的“第二国歌”。其首句还成了全苏广播电台的呼号。每天清晨，电台开始一天的广播时，必先奏响《祖国进行曲》的第一句旋律。如果电台有重要新闻播报（例如战时公报），每次也必定先奏这句旋律。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传统和仪式。

    《祖国进行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就已经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由姜椿芳译词，吕骥配歌。而我国非常有名的、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无论从歌词的构思和表述方式，还是曲式的结构（副歌——正歌——副歌）上，都可明显看出受杜纳耶夫斯基《祖国进行曲》的影响。

    《祖国进行曲》一向被认为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也是苏联群众歌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之一。它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苏联著名音乐学家聂斯梯耶夫曾这样评论过杜纳耶夫斯基：“如果《祖国进行曲》只是杜纳耶夫斯基的唯一作品，那他的艺术功绩已足以获得普遍的赞扬，更何况他还写了无数家喻户晓的歌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