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的关键,并不在海战上,而恰恰是长期被忽视的陆地战场上的一系列败仗:轻败、连败、大败,才导致了清廷最终不得不接受《马关条约》极其苛刻的条件。战争输在陆军的近代化迟迟没有广泛展开上——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只存在数量上的有限差别,而占大清军队绝大多数的陆师在近代化程度上与敌手存在巨大代差。但百多年来的甲午战争研究一向重海轻陆,以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甲午战争似乎只有海战,或者认为海战才是决定性的、重要的。这样的偏差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甲午战争研究上的重海轻陆
多年来,关于甲午战争军事上失败原因的探索,绝大多数都集中于海战,而陆战研究则少而浅。从发表的论文数量上就可直观看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一书中,“重要论文索引”的“军事史-甲午战争”部分,列举了自民国以来的97篇论文,其中关于北洋水师的占60%以上,而涉及陆战的不及1/4。几十年来,关于北洋水师的各种小说、电影、电视剧众多,大家一窝蜂地扑在上面,于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甲午战争的失败只是偶然的,是政府少买了几艘军舰而已。人们对于当时从上到下整体性的腐败、对清军从观念到体制的全面落后都缺乏了解,对战败就产生了许多肤浅的解释。
新中国的甲午战争研究,一波三折,文革期间且不论,文革前17年的研究亦带有严重的理论挂帅、以论带史的弊病,一切从阶级斗争史观出发,很难做到科学、客观,如对当时人物的评价:像李鸿章,像后党,都被戴上了卖国主义的帽子,当时的很多结论都已经过时,被历史所淘汰。改革开放后,甲午战争成为史学界的热门领域,从1970年代后期起,仅发表的论文就有几千篇,在当今史学“碎片化”的环境下,这应该属于一个获得了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有关研究状况,我们可以通过享有“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称号的戚其章先生的总结加以了解,他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的综述文章,反映了各个时期甲午研究的核心话题和主要热点。
1980年代:战役方面,主要讨论的是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保卫台湾之战;此外其他主要关注点是:人物评价(刘步蟾、刘永福、丁汝昌);帝党后党之争的性质;甲午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1990年代:戚先生列举的当时争论最热烈的四个问题为:1.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2.如何评价丁汝昌。3.全面评价方伯谦的问题。4.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
2000年:戚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对甲午以来百年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把这一百年分为4个时期,期间在大陆、台湾、日本、欧美各有哪些重要成果都一一列举,很全面。文中所列当时争论较多的问题为:1.甲午战争的起因。2.甲午战争的性质。3.对“陆奥外交”的评价。4.旅顺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可以看到,在几十年间,陆战的问题始终没有进入学界关注的核心领域。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场战争,当然会牵涉到权力争夺、历史地位、外交折冲等方方面面,但战争的胜败才是决定外交立场、人物评价的核心与轴心,如果不去总结反思战争本身是如何打败的,只局限于一些“性质”、“定位”等抽象的学术概念上,这样的研究能说是全面、深入的么?
甲午陆地战役的荒唐失败
甲午时期,主要战役有十几次,而海战一共只有三次:除黄海海战(大东沟海战)外,另外的两次战役,丰岛海战只是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战役规模很小;而威海卫军港北洋水师的覆灭,其实不是正常的战役,由于日军实现了海陆的全面包围,可以对困守港内的北洋水师进行不断的炮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最后投降,还是剩余舰船被全部击沉,北洋水师的覆灭几乎是注定的——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陆路援军到来,打破日军的包围圈,但直到舰队投降,陆上的援军仍杳无音讯——从威海陆上阵地被全部占领那一刻起,北洋水师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没有悬念了。
多年来,许多研究只是一味把海战中的偶然因素不断放大,从颐和园花费的不断夸张,到似乎击沉日军一艘主力舰就可以赢得全胜,把一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至少几十年的重大战事的失败原因,仅仅归结为偶然因素。其逻辑是:为了搞一个大型建设工程,于是挪用了海军军费,于是少买了最先进的几艘军舰,于是在海战的关键时刻,少了那最重要的一击,于是就输掉了整场战争。这种逻辑,就如同欧洲的一个谚语“因为少了一根马蹄铁,于是输掉了一场战争”一样荒谬。
甲午的大部分主要战役都是陆战,规模远大于海战,影响也更为深远,包括惨烈的平壤保卫战、鸭绿江防之战、五次海城之战、盖平之战、牛庄之战、田庄台之战等多次重要战役,无论从双方动员的兵力,还是造成的军事影响看,都非同小可,在历史叙述中却都成了海战的陪衬。
威海卫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港,经营多年,可借助岸-舰协同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固若金汤,但实战中,本可长期坚守的坚固阵地居然一日就轻易失陷,使北洋水师处于腹背受敌、被敌人炮火全覆盖的境地。威海卫两岸炮台有十几座,每座配备兵勇从几十名到几百名,炮台设计上可互相配合,本应是水师的可靠屏障。但南帮炮台在1895年1月30日一天就被日军全部攻陷,平均坚守时间仅4个小时,日军战死不足百人。北帮炮台,清军在战斗开始前就已闻风丧胆,不等日军进攻就已潜逃殆尽,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而旅顺之战,军港内存有非常充足的军备物资,不但不能让上万守军支持超过一天,反而被全部丢弃资敌,史书上感叹“军储如山,乃不能一日守”。对比10年后在同一地域发生的日俄旅顺战役,俄军坚守达300多天,实在应引起国人的深刻反思。战争中可以有败仗,但不能这样败。让日军打得这样轻松,是在鼓励侵略者,是在刺激军国主义的胃口。
在其他重兵云集的战场上,清军同样是毫无斗志。鸭绿江防之战,清军沿江共布置了81营兵力,但只在虎山一处有几个小时英勇的交锋,一旦日军突破一点后,立即全线溃逃,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五次反攻海城,清军都是几万人的部队规模,每次都是以我方死几百人、日方死几个人的结果,很短时间即草草收场。
甲午之败,在于那根本不是一场正常的军事较量,当时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大量的清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记录。当时陆军作为清军的主体,占兵力数量上的95%以上,而水师仅几千人。战争输在陆军的近代化迟迟没有广泛展开上——本质上在于晚清政府的疲沓心态,满足于装备最新式洋枪洋炮,而不愿主动打破原有的权力、利益格局,在体制上全面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使得陆军这一大清军队的主体在近代化程度上与敌手存在着巨大代差。只有把甲午战争放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对其经验教训做出更有历史感的总结。
海战被过度强调的原因:史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
甲午战争研究中,海战、陆战战场的比例被严重扭曲,这并不是偶然的。这和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9世纪末的中国军队是一支很奇怪的军队:它的陆军非常落后,虽然有一半左右的部队已经使上了洋枪洋炮,但规制不齐,五花八门,总体上还是一支属于中世纪的军队。其中在甲午时期最被倚重、战斗力相对较强的淮军和湘军,甚至在军队序列中还属于“二等公民”,即军事专家指出的“非国家制兵,分别属于各省督抚或统兵大臣,无统一的营制饷章,而是各自为政”。这样的陆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眼里,是完全不值得重视的,而实践也表明,大清陆军在抵抗入侵时确实多数时候是不堪一击的。海军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北洋水师的实力在亚洲数一数二,在世界上也能排进前十。不但硬件好,而且海军将领多数都毕业于专门的军事技术院校,有些更长期留学欧洲海军强国,深受西方海军军事传统的影响,具有相当高的对近代海军技术的理解。北洋水师大部分主要将领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叶祖珪等。林泰曾被署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称赞为“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所以,西方列强对北洋水师的评价相当高,战前,西方从纯军事观点出发都看好中方,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过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路透社采访北洋水师前高级顾问琅威理,琅就预言日本必败:“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他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船只合格,炮火猛烈(实战中却因严重缺乏实弹而误事)。西方实际上是把甲午时期的海战,作为当时最先进舰队的海战来观察和研究的。在战争期间,西方无论是军界还是舆论界最关心的都是海战战场的较量,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专门研究。许多洋员身处北洋水师之中,参与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全过程,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记录,为后人研究甲午海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比如,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档案中,就有许多西方军政高层人士的长篇评论文章,撰文评论的包括美国海军少校马吉芬、海军上校埃泰·满汉,英国海军元帅贺伦比、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尔、海军中将克鲁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1890年,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海军权威马汉提出了他著名的海权论,在西方引起轰动。甲午战时正是海权论广泛流行于西方的时代,西方关心的是最新海战模式的变化,而遥远东方的陆战,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旧世界的古老战争,落后而血腥,没有参考价值,所以也不值得太多关注和研究,没有留下多少相关记录。另一方面,战争的当事国中、日双方的记录大多出自官员的奏折和报告,充满了粉饰和夸张,需要反复考证来确定其真相。这造成了甲午战争的有关档案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均衡的情况:海战的史料汗牛充栋,而陆战的史料,不但零散、不系统,而且不受西方史学界重视。
在甲午战后的很长时期内,有关甲午的正统学术都集中在海战领域,这在民国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来临,信息交流已经变得很方便,为什么还是重海轻陆呢?——这就不仅仅是档案材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和学术思想上的倾向有关了。
国内史学界这些年来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从语汇到研究范式,尤其是关注的重点,都紧随西方的风向标,在甲午战争的研究上也是如此。打着“重视史料”的旗号,而追随国外的话语霸权,把大量精力都放在研究那场“19世纪末最大规模的近代化海战”上。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甲午之前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之后的抗战,都没有制海权,但战争都是最后在陆地战役决出胜负的。甲午战争的基本线索很清楚: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黄海海战虽然暂时失利,但中国有巨大的腹地可以与侵略者周旋,有将近上百万的军队可以内线作战,而当时日本财政已经濒临崩溃,外线作战又面临漫长的物资补给线等诸多困难,如果打好陆战,凭借相互拼消耗是可以把强大而后劲不足的日本拖垮的——这正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对甲午的败因一味重海轻陆,这实际上是史学领域“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是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反思的。对于中国来说,海战并不是那场战争中国胜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