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厚本色，曲中见直

    10日清早，北京的朋友用微信告诉我汤先生昨晚仙逝了。一时悲由心生，什么也做不下去，写了个电邮给乐黛云老师，请她节哀保重。恰巧有人在微信群里提到汤先生似乎在文革中有些什么事，我当时立刻回复：汤老师是我在海内外多年认识的学者中少有的最宽厚、最平和、最与人为善的学者。这是我脑子中突然冒出的对汤老师的评价，过了几天，还觉得这些词用得很恰当。

质疑郭象“自性”说

    去年，汤老师托干春松找我，我给汤老师打电话，才知道他发起的《中国解释学史》列入国家重大项目，想请我写道家卷。我当时表示，手头的欠账还不少，自己做事慢，怕没时间和精力。他说你虽然写得慢，但写得好，项目有四五年的时间，可以慢慢来。既然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就不好推辞，就答应了。

    其实，我答应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报答一下先生多年来的宽厚、信任和提携之意。“宽厚”二字实有起因。他当年的第一本书《郭象与魏晋玄学》一出来就送了我一本。书中说“自性”是郭象思想的核心概念。这和我读书印象不合。我翻查了郭象的著作，其中并没有用到“自性”一词。不久在教研室见面我就对他说：郭象没有用过“自性”一词。他问：你查过了？我回答查过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现在想起来，我实在有些唐突。让我意外的是他后来还推荐我在系里和国际学术组织里担任职务，虽然我没有再回北大而让他的好意落空，我还是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胸襟宽厚。

    多年以后，我再思考汤先生用“自性”一词的事，想法有些不一样。郭象虽然没有用过“自性”一词，但这不妨碍后来的学者用“自性”或其它新词来概括郭象的思想，至于这样用是否恰当、准确，还是可以讨论的。汤老师的仁厚豁达让我永远服膺钦佩。和同行朋友谈起此事，大家都承认这是汤老师一贯的为人风格。

受益道教史课

    我跟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汤老师还没有开始教课。大概我读博士的时候，汤老师开始教“中国早期道教史”。我研究道家，似乎也应该懂一些道教，就去旁听他的课。汤老师上课很平实，没有趣闻，没有笑料，更不臧否人物。基本按照一本打字稿来讲。在香港，听说系里曾有两位老师讲课非常叫座，我问为什么，回答大多是说听他们骂人很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汤老师的课就不算精彩，但因为内容扎实，我获益匪浅。

    获益是到美国后的意外结果。1988年我到哈佛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哈佛毕业后在加拿大McGill大学教书的ArvindSharma教授要主编一本关于世界七大宗教的书。他到哈佛找作者，要求每一章的作者都必须是insider，即出身于该宗教文化传统的。儒家当然请杜维明先生来写，道家道教方面没有找到合适人，杜先生就推荐我来写。我问是否必须同时写道家哲学和道教，主编说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既然本书叫世界七大宗教，我就不能只写道家，不写道教。而我敢于尝试写道教，就是因为听过汤老师的道教史。当时中国和西方研究道家道教的书都很少，将哈佛图书馆所有的中文、英文书翻了一遍，还是觉得汤老师的讲课大纲比较合理好用。所以，我写的道教部分基本是汤老师讲课的框架。此书出版时改名为“我们的宗教”(OurReligions)，大概是体现insiders的意思。有次和王德威教授在伯克利见面聊天，无意中提起此书，他想到应该将它翻译出来，印成七本小册子。德威真的将此事办成，不仅出了台湾版，还出了大陆版。这本小书是我的著作中篇幅最小、版税（英文）最高的一部。我不记得是否跟汤老师提起过此事，但现在想来，真要感谢他当时开了那一门课。

一次难忘的谈话

    我出国之后在美国和新加坡见到过汤老师和乐黛云教授几次。但在海外从来没有见过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指导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年逾古稀，十年后到国外开会更不方便。1989年在夏威夷开东西方哲学大会时，张先生提供了英文论文，原来安排的是大会发言，但张先生不能到会，汤先生就让我替张先生宣读论文。一位主事的教授说：“本人没有来就算了，为什么要找人代读论文？”我回答说“是汤老师安排的。”他便没有再说什么。此事也可看出汤先生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和热心，以及办事的细致和周到。

    90年代，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有次汤老师和乐老师一起到家里来看我，那是一场难得难忘的轻松自在的谈话。我和太太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次五六岁的女儿搬个小凳子坐在一边听我们谈话，好像津津有味。过去，家里来了客人，女儿常抱怨：你们净说大人话，我都听不懂。但那次女儿陪伴的专注安然却让我们感到意外，也许小孩子本能地融入于平和温厚的气氛了吧。

    那次聊天让我知道了汤老师之平和宽厚的性格是哪里来的。在谈话中我们知道了乐老师是苗族人，性格直率豪迈，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教书，还当了青年教师党支部书记。她和汤老师结婚时，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汤用彤先生要在家为儿子的婚礼办一次家宴。那时满腔革命热情的乐老师说，我嫁到资产阶级家庭中来，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如果我们来吃这顿饭，就是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了。这不是很左派、很革命吗？但革命总是在吞食它的左派儿女。乐黛云因为和年轻教师一起办了个文学刊物，在反右斗争中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送农村劳动改造。这时乐老师已经怀孕，汤用彤便出面向校方请求让她生下孩子后再下乡。乐老师下乡后，汤老先生又将家中限量供应的蛋糕等营养品存下来给乐老师寄去。汤老先生对这坚决与自己划清界限的儿媳毫不计较，毫无芥蒂，尽力照顾，令我十分感动。汤老师的温和敦厚之风大概就来自这种家传吧。

学术生涯的前后30年

    汤老师的学术生涯也可大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放弃了作哲学家的弘愿，甘心作“哲学工作者”，跟着潮流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人的文章，文革开始变成了黑帮，后来又被“荣幸”地选入“通天”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四人帮”倒台之后又多年受审查。这30多年真可谓曲折跌宕。有些文化人喜欢文过饰非，尽力将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汤老师却坦坦荡荡，从未为自己受过的不公待遇抱怨过，更不讳言自己走过的弯路。他70岁接受记者采访时，还颤抖地亲笔写下“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的句子。这种厚重坦诚的人格与那些自我美化的文化明星相比高低立现，判若云泥。

    在那风云变幻不定的年代，在那或黑或红、身不由己的激流中，做人真不容易。时过境迁，有人要为贤者讳，有人爱揭疮疤，有人喜欢作道德裁判。但我常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上大学或已经工作，我会怎样。会未卜先知地躲开一切风浪吗？如果这边或那边有人信任提拔重用你，你会不会自愿作枪作炮呢？如果有人从左面或右面打击你，你会不会到另一边寻求安全和保护呢？真实的情况是你根本无法知道哪边对、哪边错，更不知何时左会突然成了右，右会突然成了左。

    我80年代到美国，听到有些来自台湾的教授说中国有四大无耻，冯友兰名列其中。我很不以为然。倒是余英时先生说过一句公道话。他说，过去有人骂过一次皇帝，一生考验这么一次，就青史留名，大陆政治风云变幻不断，谁能经受那么多翻来覆去的考验还能一身清白？由此我想到，不能身临其境设想的人最好不要轻易对别人作道德判断。

    平心而论，汤老师在那个大批判的年代也并没有很出格的言行和文章，这可能和他的性格宽厚平和是有关系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有错误，这也是值得赞佩的，是曲中见直的诚。他不仅讲儒学，也身体力行了儒门之风。

引领潮流开创风气的眼光视野

    汤老师复出工作以后的三十几年蜚声海内外，无须多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汤老师引领潮流、开创风气的大眼光，大视野。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走出国门、推动国际交流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者。他较早主编的西学东渐系列，值得一切关心近代中国命运的人关注。后来主持的儒学史、经学史、三教关系史、解释学史都是宏大的项目，更不要说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能够、愿意发动这些工作的当今海内外只有汤一介一人。

    除了著作，思想和学术课题方面，汤老师更是引领潮流的领袖。他提出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三个方面，提出中国哲学的理论框架和三个主题，提出重建中国解释学，提出思想对话、普遍和谐、新轴心时代、世界之中国等理论概念，都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可能的重要课题。

    在新的时期，汤先生的思想决不是点缀风光的应景之作。他曾提出中国的希望在于政府力量、企业家力量以及知识分子的力量的结合。此说引起一些人不满，已经准备发动批判。但今天看来，这是正常社会应该有的发展道路。毋庸讳言，汤老师的宏大概念、叙事和工作与当前学术界的评价体系不一定吻合。一般人也很难实践，其工作也很难在当下注重论文数量的风气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然而，学术研究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的共生共荣。培养论文工匠并不难，难的是允许汤老师这样眼光深远宏大的巨匠能够有生存的土壤。这是值得行政当局深思的课题。

    去年夏天我到北京前，曾给乐老师发了电邮，乐老师马上回信说汤老师查出癌症中期，家里乱套了。我当时有些吃惊、意外，心想是否不应该去打扰先生养病。到北京后，干春松告诉我汤老师说过“笑敢过几天要来看我”。见到汤先生寒暄过后，他说今年10月“汤用彤讲座”请新加坡的锺志邦来讲，明年10月由你来讲。今年6月在北大儒学院开工作会议，汤老师清瘦虚弱，但讲话很有条理，很清晰。我还心存侥幸，希望先生能熬过此劫，让他将想做的事做完。没想到噩耗突然传来……

    汤老师在我眼前还是那样温厚、平和地微笑着，那么鲜明、那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