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真“佚文”如何编“全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和经济条件的好转，国内陆续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全集”，在评奖效应和商业炒作的双重刺激下，出版市场形成了一阵出版“全集”的热潮。与此相应的是，学术界不断挑出一些已经出版的“全集”失收的“佚文”，严格来说，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全集”之中真正“全”的全集可谓寥若晨星。这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如下的问题：何谓真“佚文”？如何编“全集”？

    1,何谓真“佚文”?

    从国内已经出版的众多的“全集”来看，各种“全集”的《编辑凡例》没有完全相同的，都是各位编者按照自家所设计的《编辑凡例》进行编辑。当然，不仅国家层面没有出台相关的编辑“全集”的规定，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编辑“全集”的统一规范。因此，我们讨论某个“全集”失收的“佚文”问题，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要结合这个“全集”的《编辑凡例》来讨论。

    吴小东先生的《全集不全佚文非佚》（以下简称吴文）一文指出我把“教育部训令第一二零号”算作章士钊的佚文，但又没有把“教育部一一五号令”算作章士钊的佚文的问题。

    我在《章士钊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四则“佚文”》一文中明确指出，把章士钊署名的“教育部训令第一二零号”算作章士钊的佚文，是因为章含之女士和白吉庵先生两位共同主编的《章士钊全集》的编辑《凡例》的第一条规定：

    凡例：一：本集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信、电文、启事、题词等。凡与人联合署名发表或确知为人代拟之电文、函札、宣告等均予收录。篇目出处附于文末。

    我一时没有查到“教育部一一五号令”的原始文本，如果这个文件落款是“兼署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话，那么按照《章士钊全集》的编辑《凡例》第一条的内容，是应当收入全集之中的。

    至于《教育部布告第十一号》（笔者按：吴文称之为《教育部布告第十一号令》有误，原件并没有“令”字。），《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一书是从鲁迅保存下来并被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该布告原件转录的，但是这个布告并没有章士钊的署名，所以就不能把这个《教育部布告第十一号》算作章士钊的佚文了。而吴文所说的“且不说这佚文很可能不能称之为佚文，就连是否算章士钊的文章都不一定能肯定，或许是出自教育总长秘书之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指出，即使是布告、命令等公文，如果是秘书或他人起草的，而章士钊署名了的话，也应当算作章士钊的文章。《章士钊全集》第四卷收录的包括章士钊在内共有29人署名的《为杨昌济逝世征集赙金启事》就是一个例子。从常理上推测这个“启事”很可能是他人起草后找章士钊联署的，但是因为章士钊也在这个“启事”上署名了，所以这个“启事”就被《章士钊全集》的编者视作章士钊的文章收入《章士钊全集》了。总而言之，判断文章、布告、命令等是否应该收入《章士钊全集》，关键是看是否有章士钊的署名。

    2,如何编“全集”？

    对于如何编“全集”的问题，可谓见仁见智，有人从“全集”对象的家属和亲友、学生的角度考虑而为尊者讳，有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而求全，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一套“全集”出版之后会产生一些争议，一些学者往往会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批评“全集”对象的家属、亲友、学生等所编辑的“全集”收文不全。其实，目前社会上对于出版一套某人的“全集”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全集”的编者可以按照自家的设想来编辑出版一套“全集”。因此，一套“全集”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出版多个版本，虽然这可能造成一定的浪费。我认为讨论如何编“全集”的关键是“全集”的编者编辑出版一套“全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还是为了保存史料以供学术研究？而“全集”编者的编辑出版一套“全集”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集”的《编辑凡例》，也就是“全集”所收录文章的范围。

    在此，我想对吴文对我提出的一个疑问进行回应：“但是，葛涛先生又未曾考虑到公文、部令是否真的可以算是作者之文的问题。”

    其实吴文所引用的夏晓虹女士在编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时处理梁启超所签署的公文的《编辑凡例》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很显然夏晓虹女士也把梁启超的公文视作梁启超的“集外文”了，也就是所谓的“佚文”了。而《章士钊全集》的编者很显然也是把章士钊署名的一些公文视为章士钊的文章并编入全集之中，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失收了一些章士钊署名的公文。

    在此，我想强调指出：一，每一部全集都可能因为全集主人身份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编辑凡例》，我们需要结合这个全集的《编辑凡例》来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应当算作该全集的佚文；二，为政者署名的公文对于研究为政者的生平特别是为政者参与的一些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当被全部收入这个为政者的全集之中，不能因为公文不算创作或者公文可能不是全集主人亲笔撰写而拒绝收入全集之中。

    3，“全集”的价值就在于“全”

    我想“全集”之所以叫“全集”，就是因为“全”，而“全集”的价值也就在于“全”。虽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真正“全”的“全集”很有限，甚至“怕要绝无”，但是正是因为先出现了不全的“全集”，才能陆续发现一些佚文来补这个“全集”的不全，从而促进真正“全”的“全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诞生。因此，我们对于目前不全的“全集”不必苛责，反而要感谢它们为真正“全”的“全集”的出现所奠定的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新编的《章士钊全集》能够早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