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体操教材：民族危机之际的救亡图

    1904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现代意义学制的开始，其中规定体操科是中小学生必修的课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体育进入了中国，而这一变化与当时的民族危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社会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不断入侵中国，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更处于被列强所瓜分灭亡的境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是清政府图谋自救的一项举措，但甲午战争的战败表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提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使国人深感危机。1902年，蔡锷、蒋百里等人提出了军国民主义的思想，并极力主张在学校实施军国民教育，认为“一学校即一军队，一国家即一军队，苟使全国国民皆知军事之乐，则不怕敌之乘风破涛而来”。军国民主义的思想一经提出就风靡全国，并被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所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将军国民主义奉为自己的革命方针之一，并将之作为反抗清政府封建腐朽统治，对外收复国土，对内抑制军阀割据的重要手段。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教育家蔡元培更是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就是体育”。于是，“救亡—尚武—体育”的军国民教育思维模式就成为体育课的主导思想，具体表现为兵式体操成为体育课的重要内容，军事训练取代了体育锻炼，以培养学生获得军人的精神和素质，进而提高全体国民的军事素养，从而达到全民皆兵的目的。因此，各种军事游戏、兵式体操的教材内容也就成为清末民初体操教材的重点，在人物形象上也较多地采用了身着军服或操衣的形象。

    从效法东邻到弘扬民族文化

    清末的兵式体操教材大多翻译自日本。由范通吉编译，震东学社于1906年出版的《兵式体操教科书》就是翻译自日本教材《兵式体操法》。该书共包括有十一编。从整体上看该书包含有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的内容，因此在译本序言认为“是书有徒手入门而柔软而器械，则粹然体育书也；先合小队由小而大而野外对抗演习则行军制度亦罔勿赅周”。书中普通体操的内容不仅能够发展学生的体能，还是为了给军事训练奠定基础而设计的。例如，在第二编“各个教练”中，首先介绍徒手队列练习的内容，然后就进入到持枪队列行进的内容；在第三编“柔软体操”中，首先介绍了上肢、下肢和全身的基本体操，以及跳远的内容，然后就进入到持枪演练和持枪跳越的内容；等等。除了在普通体操的基础上发展军事技能，该书还编写有刺刀术、部队教练、野外演习、野外要务、对向演习、初等战术、射击术等内容，基本涵盖了步兵军事训练的各项内容，因此，日本本乡联队区司令官在原书序言中写到：“是书一出，令当代教育家易于了解兵式诸教练之要领，则谓为良著”。

    民初的体操教材中，在编写方式上从以翻译为主走向了自主编写，而且注重与中国的实际的情况和教学需求相联系，大多为参考日本教材进行修改后重新编写。既有与体操教材混合编写的，如中华书局1913年出版的《中华高等小学体操教授书》，专门列有“兵式教练”一章，包括有徒手各个教练、持枪各个教练、分队教练、小队教练等内容；也有单独成书的，如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的中学教材《共和国教科书兵式教练》，该书“参考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要务编辑而成的适合于学校教科，而军国民应有之智识技能的军事体操教材”，分为单个教练、连教练、射击术、野外警戒、礼节5章。

    这些兵式体操教材对于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曾回忆自己童年求学于苏州公立第一中学时，就接受过严格的“兵式体操”的教育。不仅在兵操课上进行真刀真枪的操练，“每人一支一响后膛枪，一条皮带，皮带上附有两个子弹匣，一把刺刀挂在左边”；还在校园旁校场进行野战对抗练习，“午后第五时体操，至王废基操野战。二十馀人为大队，作夜卧于小桥畔；派步哨五队，每队七人，往各处要路紧守，不令敌人乘隙劫营；又令十人分为三队，作敌人来劫营者”；甚至还远足到常州、无锡、南京、杭州等地来模拟行军打仗，“一队有队长，一小队又有小队长。步伐听军号，归队、散队听军号，吃饭听军号，早起、夜眠听军号”。在军国民教育的熏陶下，少年时代的叶圣陶获得了健全的体魄，养成了“苦练”和“实干”的精神、开阔的心胸、昂扬的气质、坚毅的品格，甚至还立志“从军”，想持枪驰骋沙场，与帝国列强“背水一战”。他在年届不惑时想起这段生活时还写到：“轻快的枪杆背在肩上，耳闻凄清的军号声，使我悠然神往了”。

    在民初鼓吹军国民主义思想的背景下，不仅使军事训练进入了学校课堂，还加速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发展。在学校教育领域，最具代表的就是马良发起创编和推广的《中华新武术》。马良不仅自身习武，而且还参照兵操练法，编制了新式武术法，并邀请一些武术名家共同参与改编和教授，在此基础上发起编辑武术教材，最终定名为“中华新武术”，分为《率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1916年教育部委派许禹生、孔廉白等人进行考察后建议将《中华新武术》作为学校教授武术的参考用书。1918年，该套书的上编4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经国会辩论，最后通过了“中华新武术”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的决定，并通令全国实行。“中华新武术”是从各种武术套路中抽取典型的技击动作进行归类整理并重新编排，比较适合进行集体教学和操练，能够强健学生体魄，增强学生技击和军事能力，因此受到教育界的欢迎。此后“中华新武术”还被加入了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振奋民族精神的价值目标。

    体操教材中的军事游戏和歌谣

    游戏是初小体操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清末民初体操教材中，采用了大量的军事游戏对学生进行教育，甚将游戏和歌谣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建构学生的军国民思想。例如，清末学部图书编译局编写《初等小学体操教授书》中就有将军传令、传送密信、暮夜进军、角力、攻夺鱼雷、攻夺炮台、海军大战、步兵队大战、工兵队竞走、辎重队竞走等大量军事游戏。在民国初年，还出版了专门的军事游戏教材。例如，1916年出版的《作战游技法》，专门收集、整理、编写了50个军事游戏，其内容“专以军事为主，兼及关于国耻”，涵盖了陆军、海军在训练、战争中多个方面的活动，并重视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供国民学校三、四年级和高等一至三年级教学使用。此外，由王怀琪编撰的《实验拟战游技》，经教育部审查后批准用作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师范学校用书，审查认为该书“在锻炼上可收活泼强健之效果，在训练上可得从顺勇敢诸美德……寓国家思想于游戏之中，发扬军国主义使儿童得之于不知不觉之际”。

    在游戏教学活动中，常常会让学生结合歌谣进行游戏。清末学部编写的教材中将杜甫的《前出塞（第六首）》列为军歌，让学生游戏过程中吟唱。这首歌唱到：“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将中华民族的军事哲学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给了学生。而在《表情体操法》教材中设计有50个唱歌游戏，“所采用之歌词半属于武事的慷慨激烈，方能唤起儿童兴味”，同时配合歌词编排体操动作进行练习。其中该书中第一个游戏是“体操”，在游戏活动中所配歌谣唱到：“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嫌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跑，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向前跑，男儿志气高”，就是借用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的歌词。

    高潮与衰落

    在日本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纷纷提出要加强军国民教育，加强军事训练与体育。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建议：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游戏；师范学校及各中等学校之体操课时间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学大要；等等。1916年，陆军部还受委托编写了一套《中学兵式训练》教材，各中学校被要求购买该书进行体操课教学。但这些提倡军国民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并没有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拯救出来，中国依然是军阀横行，依然受到列强的欺辱。

    此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传播以及体操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识之士开始对军国民教育进行反思。教育界、体育界开始提出废除兵操的主张。例如，蔡元培在1916年从欧洲考察回国以后，就不再将体育和军国民教育相提并论；体育教育家徐一冰认为“体操一科，与生理学、心理学有密切关系，断非无教育无知识之一二兵士可以能胜任也”，并建议“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体操课是“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于是，体操教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17年出版的《中学新制体操教本》中没有再详细介绍兵式体操的内容，仅要求“参酌本国之步兵操典行之”，同时提出学校的兵式体操教学应该与军队的军事训练有区别，其目的不应是为了教授学生全面掌握具体的军事技能，而更多的是通过兵操的锻炼，培养学生勇猛顽强、沉着果断、遵守纪律，注重合作等品质。1923年，北洋政府仿效美国学制制定和颁布了新学制，正式把学校的“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剔除兵式体操的内容，而改为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从此，体育教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体育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