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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落难的彭德怀决心离开中南海，新住所确定在北京西苑挂甲屯，那里有个破旧的大宅院叫吴家花园。9月30日上午，彭德怀走出红墙。自此，被罢官的彭德怀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忍辱含垢，离群索居。到他离开挂甲屯之时，在吴家花园共住了六年零一个月加28天。
“不能再认错了”
10月21日清晨，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约彭德怀到中南海一晤。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从毛泽东的口诛笔伐中痛苦地发现，昔日的老战友竟然会想到与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现在，毛泽东把电话打到偏僻的吴家花园，彭德怀又惊又喜，心中不禁燃起一丝希望。彭德怀马上让司机开车，直驶中南海颐年堂。颐年堂内，除了坐在中央位置上的毛泽东，两侧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人。
彭德怀明白了，原来毛泽东安排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交谈，而是以中央的名义找他谈话。毛泽东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颔首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又问：“你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主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转身让彭真找杨尚昆，由他们俩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的时间，两年就够了嘛。”
彭德怀还是最简单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再往下说，他扫视一遍在座的众位中央负责人，又把目光聚焦到角落里的彭德怀身上，不时地清清嗓子，好像在等待什么。自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批判彭德怀，抛出一顶顶政治帽子，揭老底，翻老账，一时间寒云滚滚，神鬼噤声。他是不是觉得党内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在座的人都看出来了，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再次向他认错，以便顺水推舟，有所表示。
彭德怀默不作声。
彭德怀明白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如果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痛心疾首地作一次检讨，再次“认错”，请求主席和中央的宽恕，就有可能打开横在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僵局，他的处境或许会有所好转，这是绝路逢生的最后机会。但是，他能再去作那种违心的检讨吗？不能了。在庐山上的反复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使得他每每想起就痛彻骨髓。他的脑海中倏忽闪过军委扩大会议上一幕悲壮的场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挺身而出，严词驳斥吴法宪对自己的诬陷，被当场带上手铐押出会场。能在“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这些可怕的罪名上“认错”吗？绝不能！那将毁掉多少同志！不能再认错了！
在历史面前，彭德怀毅然作出一个重如泰山的抉择。在一片沉寂中，彭德怀慢慢站起来，感谢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转身出门。
“七千人大会”之后
1961年9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农村做调查研究，他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一带。
10月5号，杨尚昆主任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彭德怀喜形于色，那天晚上，他进了中南海，到杨尚昆家里送调查提纲。他说：“我不能老蹲在吴家花园里脱离实际的读书，我还得工作啊。”
11月1日，彭德怀乘火车到了长沙，他在湘潭乌石家乡调查了50多天，年底回到北京后，把五份调查报告送给杨尚昆，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他再一次提出，盼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能拨冗约他一谈，他对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后来称为“七千人大会”抱有希望，他乐观地认为，既然党中央能进一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就不该存在，消除误会的时机也成熟了。
然而，事情的错综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彭德怀的想象，他的愿望再次落空。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对七千名与会者作报告，谈到庐山会议，他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对刘少奇的报告疑惑不解。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报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扯过麦克风，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看到这里，彭德怀脸色骤变，这两个在庐山会议上并没有确定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的正式报告中。他拍案而起，一把抓起电话，要通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对着话筒向杨尚昆喊道：“我是彭德怀，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所谓‘里通外国’，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中央没有理会他的申明，连同毛泽东曾应允他从乌石调查回来和他见面之事也石沉大海了。
彭德怀每天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平地、播种施肥，开始第三年的躬耕垄亩。晚饭后，他依然去村子里散步，到群众家串门。但是，他读书的时间少了，他总是默然沉思，然后就趴在桌子上写啊写的。
彭德怀正在实施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大计划，他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一封长信，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指责作个全面的答辩；他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功过是非，特别是错误和缺点，都和盘托出，请党来审查。
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这篇长达八万两千余字的信，6月16日中午，彭德怀在誊清好的长信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驱车中南海，请杨尚昆把八万言长信铅印多份，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天天都在等候中央的回音，两个多月过去了，可他的信仍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8月22日，彭德怀实在忍耐不住，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的最后，彭德怀写道：“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彭德怀哪里知道，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又一次点到彭德怀：“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彭德怀不断上书，执拗地想与毛泽东消除误会,然而，一厢情愿化作空中幻影，他的人生航船也驶进了风急浪高的恶水险滩。
毛泽东：“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2年年底，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对横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篡军”等六个罪名，一一做了回答。
跟“八万言书”的命运一样，他的信依旧是石沉深渊，仅为中央审委增加一份新的“翻案罪证”而已。既然写信也是白搭功夫，彭德怀心寒意冷，此后三年，他就没有再给中央写过信。
1965年春，越南战争升级。4月，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战备的指示。在这种政治大背景下，敏感的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
9月11日上午，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等人来吴家花园传话，说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等他去谈话。彭德怀第一次进入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心里还在疑惑，直到他步入江苏厅，才看清原来是彭真。陪同人员除了贾震，还有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
寒暄数语，彭真说明主旨：“今天我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中央决定毫无思想准备，他沉默片刻，冷静地答复道：“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明确谢绝了中央的“宽大”，说自己对工业生产没有经验，不愿意去三线，仍希望到农村作调查。
两人话不投机，没有个结果，彭德怀扔下一句话：“我要见毛主席，不见主席，我哪里也不去。”
9月23日早7点半，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说毛主席约他8点半前去谈话，彭德怀着实吃了一惊，六年来毛泽东没有理睬他，多次写信亦无回音，今天是怎么啦？8点15分，他到达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他。
彭德怀急步趋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向和颜悦色的毛泽东问好。
“几年不见，你显老了。”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脸廓和斑白的两鬓说。
彭德怀苦笑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喽。”
毛泽东说：“早在等你，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的心骤然收紧，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说：“搞工业我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他主动谈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三条保证，想向毛泽东讨个说法。毛泽东问：“哪三条？”
彭德怀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点头道：“哦，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头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密谈了五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目前的公开史料均未披露。幸好，彭德怀把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杨献珍，使得这段秘史留存于世。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入座。毛泽东转入正题，他说：“战略后方最重要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然坚持：“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还是想去边疆搞农业。”
毛泽东没有答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齐来劝说彭德怀。
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中午，毛泽东留彭德怀吃饭，刘少奇等三位领导作陪，席间气氛融洽，交谈甚欢，大家还喝了一点酒。
看到毛泽东有些疲倦，面色微醺的彭德怀起身告辞。在送彭德怀出门的时候，毛泽东忽然问道：“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了吧？”
好似一盆冰水兜头浇下，彭德怀顿时愣住了，他一时语塞，来不及解释，毛泽东已转身走开，扬长而去。
怎么又来了个大逆转？彭德怀回到吴家花园，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但记不起有这回事。最后他认定，是毛泽东自己搞错了。可退一步讲，即或是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就说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这次进中南海，是彭德怀生前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11月10日，在彭德怀即将赴成都“履新”前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正式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后来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谁也无法否认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在十年浩劫的前夜，一座偷偷搭起来的新祭台，首先被押上来祭旗的就是彭德怀。
11月25日，上面终于通知彭德怀，他可以在近期择日赴川。11月28日，彭德怀离开了挂甲屯这个不寻常的人生驿站。
在北京火车站，代表中央部门来送行的只有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一个人。在彭梅魁、彭康白和彭钢三家人的陪同下，彭德怀走进最后一节软席车箱，端坐在座位上，他的情绪也稍微好了一些。跟随彭德怀的景希珍、綦魁英和赵凤池忙活着往行李架上摆放东西。
一声长鸣，开往成都的33次旅客快车缓缓启动，彭德怀走出车厢，站在尾部的平台上，不停地向大家挥手。凛冽的寒风吹着他苍老的面颊和稀疏的白发，他像一株老松树顽强地站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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