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熟悉又陌生的“奇石”

    读过何伟（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自然会对他的新书《奇石》充满期待。《奇石》是一本内容和气质上与《江城》、《寻路中国》相近的书，比如在对中国的关注、在观察世象的敏锐上；但又有所不同，因为作者的视野不再限于中国，埃及的革命、尼泊尔的和平队、日本的黑道、美国小镇上的药剂师都纳入了他的写作范围，因而具有了某种“全球性”。书中的24篇文章，绝大多数是他发表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专栏文章不同于单一主题的写作，这让我们在阅读《奇石》时既熟悉又陌生，会产生一些新的阅读体验。

    《奇石》是书名，也是收录于书中的一篇专栏文章的篇名。作者解释：“‘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但在何伟看来，“奇石”又是某种象征，中国的丰富、多元与复杂就像“奇石”，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侧面可以看出中国的不同面貌。《野味》中，广东的小镇萝岗那一家家气派非凡的野味餐馆与五花八门的鼠肉菜点，在国人的眼中无非是广东人对食物极致化追求的一种奇特表现，但对何伟这样的欧美人士来说，却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新城姑娘》中，主人公艾米莉曾是何伟在涪陵教英语时的学生，在深圳打工，经过一番纠结，她摆脱了好色的台湾老板，找到了新的工作；而来自煤矿小镇的女孩变成电台主持人，来自甘肃的小文秘靠写作一夜致富，这样每天都在深圳发生的故事，与深圳外围长达一百多公里的铁丝网围墙，是这座南方新兴都市既让人兴奋又留有旧的痕迹的典型体现。描述三峡大坝给小城涪陵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永沉江底》一文中，黄宗国对每个人一万元的动迁安置补偿费非常不满，抱怨太少，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但出租车驾驶员却对三峡大坝的修建投赞成票，因为他老家的建设因此一下子飞跃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三峡大坝，我们还得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诸如此类反映变革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的矛盾现象，用“奇石”来作为象征，实在是独具匠心、耐人寻味的，只是我们自己“身在此山中”，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

    何伟的父亲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职业的特性决定了他长于人际交往，善于观察生活。他把这些传授给了儿子。何伟在记者生涯与非虚构写作中体现出的观察生活的耐心与细致、发现问题的敏锐、思考的深入以及美国人所特有的幽默感，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比如，在《四重奏》一文中，他发现中国驾驶执照考试的训练过程中，学员只学习和排练少数几种情景，对培养驾驶员处理各种实际情况的能力，并无帮助；这让何伟联想到，这与中国孩子练习写字过程中反复抄写非常相似，因而总结出了“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的观点，“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何伟的观点，但他指出的中国教育的弊端影响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以姚明为主人公的《离乡还乡》一文中，作者从进入NBA打球的三位中国球员都是中锋，而中国至今还没有培养出更需要热情和技巧的优秀后卫，导致中国国家队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一现象中，敏锐地觉察出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优势与弱点——在群众参与程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成果丰硕，但需要群众广泛参与的项目就不太灵光了，他进而指出：“哪怕以自由市场为标志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诸多产业，但体育运动这个圈子依旧维持着计划经济。”而《中国巴比松》中，作者由一家工厂老板佩戴的K型钻石与女朋友佩戴的O型耳环联想到两人站在一起就是“万事大吉”的意思。这样闪烁着幽默的笔触，无疑是何伟的招牌风格。

    何伟并没有因为“中国三部曲”的成功而把自己定位成“中国问题专家”，本书中，描写尼泊尔的和平队、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小镇上的“铀寡妇”、深入日本黑道的美国人、埃及革命时广场上的清真寺、美国小镇上兢兢业业的药剂师的篇章，显示出了作者宽广的视野和独特的写作视角。在《铀寡妇》一文中，作者既写了环保组织对科罗拉多州铀矿重新开采项目的抨击与阻止行动，也描述了当地人对曾经带来繁荣但也对人们身体造成伤害的铀矿既留恋又苦涩的纠结心态，并用可靠的资料说明，“飞机空乘人员每年所接受的与工作相关的平均辐射量，比核电站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平均辐射量高出一点五倍”，这显示了写作者客观理性的态度。《广场上的清真寺》、《阿拉伯之夏》两篇文章中，作者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埃及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暴力充斥，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友好，马路上的人们依然会给停车问路的驾驶员热情地指路，一切在慢慢地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