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笑忘书

    《资本论》里的中国人

    西方人谈论某个大道理、大理论时，向来就喜欢罗列一大堆所谓的“海外见闻”。这些奇闻，往往会成为某个小观点的佐证，并以此来炫耀其博学广见。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他创立的“归纳—分析—结论”三段立论法则，被西方人广为运用。那些嘴边笔下的“海外见闻”，正是西方人中国研究的“前理论”阶段，在“归纳”之前，西方人一直热衷于谈论他们知晓不多的“海外见闻”。

    这些见闻中多有中国人的身影，这又成为后来的理论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二手材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说中国人的国都遍地黄金，到处都是像玉石一样的瓷器、泛着金光和绿光的大屋顶，中国皇帝就像天王一样坐在这里，但他还说，“中国人没有贸易头脑”。利马窦来到中国，仍然是赞不绝口，但他也看到了李卓吾的疯狂和僧侣们的滥禅，慨叹了一声：“中国没有上帝”。之后，黑格尔没到过中国，就说“中国没有哲学”；汤因比也没到过中国，就说“中国没有历史”；虽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他们的精深理论，这样纯粹、那样辩证地说个没完，可“中国没有某某”毕竟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

    马克思也没到过中国，可他居然明确地说，中国曾经有一场激烈的币制改革。不知道马克思从哪里搞来的资料，硬是译成了德文，大篇大篇地写进了《资本论》里。然而，毕竟是说到了中国“有”什么了，是足以让国人自豪一番的了，更何况是登在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圣经”的《资本论》里呢？可惜的是，一直在大学里被作为必修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堂课上，没有听到过任何讲师教授引经据典，能链接一下相关内容。更奇怪的是，数十年的正统经济学家的言论中，都没能听到这一场马克思都知道的中国币制改革。

    其实，早在1932年左右，国内的一帮青年才俊开始用几种不同文字的底本翻译《资本论》，他们在译到第一卷第三章的第八十三号注解时，有一段提及中国史事的内容，其中的一个人名难住了他们：《资本论》中出现的这个人名拼音字母为“WANMAO-IN”，究竟该怎么译，又究竟怎样跟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号入座呢？他们有人将其译作“王猛殷”，有人将其译作“王孟尹”，甚至有人译为“万卯寅”，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吃不准他的名字是很难让人继续翻译下去的。他们纷纷想到了当时另一个重要的学术人物，那就是30年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吴晗先生。

    正是吴先生，迅速纠正了这翻译工作的低级错误，他明确指出《资本论》里的这个中国人名字叫“王茂荫”，曾是咸丰朝的户部右侍郎，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一场币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中国财政大员”。

    郭沫若先生是知道“WAN-MAO-IN”就是“王茂荫”的，而且用德文原本对《资本论》中的这个中国人推动的币制改革进行了选译。郭先生以“《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为题，撰写论文，发表在了1937年《光明》杂志第二卷上。吴先生看到了这篇文章，对这个《资本论》中的中国人又重新发表了一些更为重要和更为接近史实的观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八十三号注解的原文中有一段，郭先生依据德文本翻译为：

    中国的财政大员王茂荫上一条陈于天子，请将官票宝钞暗渡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一八五四年三月钞法核议会的奏呈中，王茂荫为此大受申饬。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与否，则无明文。该奏议之结尾有云：“本核议员等曾将其条奏详加审核，觉其中所言专利商贾，于朝廷毫无一利。”

    吴先生认为官票和宝钞是两种东西，王茂荫上的奏折，只是针对宝钞的。而且在清代压根儿也没有什么“钞法核议会”的机构，只有“钱法堂”这样的管理钱币的官方机构，分属户部和工部。吴先生是明清史专家，且随时可以查阅《清史稿》一类的大部头资料，所说的应当可信。那么，王茂荫给皇帝的建议实质上就是，让钱庄参与国家融资，让钱庄发展成国家认可的银行。那么，为什么会受到“钱法堂”的激烈反对，甚至差一点遭一顿鞭打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务”二字也非常不好把握。而王茂荫这个人是只识朝廷的时务，不识自己的时务。说白了，就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忠臣，这样的忠臣，只管国家运命，不管人情事故。

    咸丰朝时，主张施行纸币的第一人也就是这王茂荫，也就是所谓的官票、宝钞与铜钱并举，国家信用货币与银本位货币并驾齐驱。王茂荫之所以这样提议，完全是为国家着想。当时鸦片输入使国库里银子一天天少了，太平天国起义也相当于抄了大清国的几次家；这会儿发行一些国家纸币，有救急的味道，也有救穷的意思。总之，于情于理，都是必须的举措。当然，反对的也大有人在，户部和工部的一帮人都建议铸造大钱，一个大钱当十、当五十、当五百个铜钱使，大钱看上去美观气派又可以少充多，何乐不为？于是，朝廷上分成了“钞法派”和“钱法派”，吵吵闹闹，皇帝一时也不好决策。不过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施行了大钱法，现在的钱币收藏者也因此多收获了一套花样繁多的咸丰大钱（据说，集齐备很不容易，眼前的市价几万元也搞不齐一套）。

    大钱实行后不久，私铸成风，一发不可收拾。这大钱本来就是朝廷敛财的一种手段，按当时的重量，以一当百的大钱也只有小铜钱的十来个那么重，多出的八十几个小铜钱也就全数进了朝廷的腰包。这样一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可以铸大钱，咱老百姓也铸，也就刻个模子熔点铜的事，有钱大家赚。没多久的工夫，大钱几乎在社会上流通不了了。皇帝一着急，要办“钱法派”的罪，找来王茂荫再作商议时，王茂荫就上了开头提到的那一本。这下子，“钱法派”只能群起而攻之，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就出现了《资本论》中所谓的“中国激烈的币制改革”的一幕。

    当然，改革没有最终实行。因为当时的咸丰皇帝，内忧外患，能把“钱法”和“钞法”这两派的官员都稳定下来，就算是朝廷的福气了。虽然之后“钞法”和“钱法”也各自试行了一个阶段，这两派的斗争在咸丰朝一直也没消停过，可终归还是没能一直实施下去。因为用钞票的人也好，用大钱的人也好，都不是傻瓜，他们要么拒绝流通使用这种东西，要么伪造私铸这种东西，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这一场激烈的币制改革，最终没能让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走出银本位，走向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可是，“王茂荫”，这个《资本论》里的中国人，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难忘而又难言的背影。

    《王风笺题》中的老北京

    老北京的民风民俗，五花八门，说不完的典故，讲不完的掌故。路工先生曾辑了一册《清代北京竹枝词》，雷梦水先生又辑了一部《北京风俗杂咏》及《续编》，这些都是以诗歌方式来记录老北京风俗的好篇什，让后人在琅琅上口的诗句中品味过往。但他们都漏掉了一个好本子，那是一册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北京风情描画，它就是以一百首诗歌记录京城百年风尚的《王风笺题》。

    《王风笺题》为清光绪丁立诚（1850—1911）著，收歌咏北京的风俗诗一百首。该书完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间，直到20年后，民国九年（1920）由他的儿子、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1879—1949）用自己创制的“聚珍仿宋体”字模印制出来。这个字模是中国第一个获国家认可的、有自己版权的字体，即现在风行已久的所谓“仿宋体”前身。1920年，刚过不惑之年的丁辅之收到了“内务部批第六三五号”的政府批文，成为这一字体的版权所有者，并迅即将这一专利技术用于印制其父的遗著《王风笺题》。

    《王风笺题》，从立意、完稿到成书、印制，一直都系出名门，堪称精品。丁氏一家人为此书花费了20年心血，从父亲的精心撰著，到儿子的精工印制，无一不体现着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的人文情怀。

    丁立诚，字修甫，号慕倩，清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清末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丁丙之侄、丁申之长子，同治六年（1867）补钱塘县学生员，光绪元年（1875）乡试中举人，官内阁中书。他自幼颖悟，濡染家风，助理长辈编辑《武林掌故丛书》、《杭郡先辈遗书》、《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王风笺题》的立意，始于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是正值神州陆沉的1900年，风雨飘摇中的丁氏痛定思痛，感事愤世。他借咏京华风俗，却意在讽世抒怀。他的同乡钱塘徐珂为《王风笺题》作序时说该书“词意精妙，暗寓时事，盖有感于庚子拳变而作也”。另一位浙江杭县人程宗裕也看出了这本书的根本意图所在，他为之题词曰：“以风人之笔，寓春秋之思。世有解人，必当心折又岂特游戏云乎哉？”也正因为如此，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7）当年曾劝作者不要出版，以免因言获罪。他苦劝其“语涉过激，勿遽问世，东坡他事可学，诗案不可学”。

    这部杭州人写老北京的“奇书”，因丁氏及其亲友的种种顾虑，一直未能刊印出版。直到宣统三年（1911），丁立诚病逝，后人为其整理遗著时，才将《王风笺题》的书稿刊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况且入民国后，时世变迁，前朝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可避讳了，《王风笺题》 行人晏息往来疾。”

    问世具备了客观条件。现在来看《王风笺题》,虽然不乏作者愤世嫉俗、忧患满怀的字句，但与此同时，也从客观上保留了百年前的风俗存照。从京华风俗变异和社会文化变迁着眼，此书不啻于百年京城风尚的档案，它不光有形象生动的歌词，还配有详实周密的笺注，极具史料价值。在此不妨摘录几首，让大家一同聆听这百年前老北京的地道乡音。

    譬如老北京都知道，自来水厂开办以前，京城百姓饮水是个大问题。城里的井水味苦咸，大半不能饮用。即便是现在的北京居民用水，都还要分为饮用水与洗用水两种。《王风笺题》里专列“送甜水”一条，展现了百年前的老北京用水情况。原注曰：“京师为咸地，故井水多苦不能供饮，仅资浣濯之用。惟西北一带之井味多甜，东南则甚少。凡汲井之人设高架，以辘轳系藤桶而转之，一上一下用以取水。日以小车载之，致送人家，按月取资，谓之曰送甜水。诗云：泉源分来甜与苦，甜者宜茶活火煮。桔槔日转水飞升，送遍千门与万户。”

    又如京城里的冬天取暖问题，现在有暖气片、地暖啥的，早已不成问题。老北京却是以北方火炕为主，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也就是北方冬天一家子的那股热乎劲。《王风笺题》里专列“生火炕”一条，把老北京的贫富人家冬日取暖的景象都给描写了一番。说到这“生火炕”一茬儿，就离不了“煤”这个老北京必需品。“摇煤 ”更是京城百姓的必修课。《王风笺题》里专列“摇煤”一条，简明地将这一节毛求约用煤，合理使用煤渣的“环保”工艺记录了下来。  夏，上喜园居。大小各官之入直者，此毛求条原注曰：“北方乏薪炭，富贵贫贱之家，莫不用煤。有以碎煤杂黄土和以水，置柳筐中摇簸成球，暴而燃之者，曰摇煤。诗云：西山煤子黑小丑，负送煤球柳条斗。黄土水和筛上摇，此技弹丸妙脱手毛求。”

    再如冬天里去过颐和园的人儿，大多都坐过昆明湖上的冰车。这是北方才有的乐子，这也是老北京的一个玩法儿。《王风笺题》里专列“坐冰床”一条，此条原注曰：“冰床盛行于北方，即冰车也。一名凌床，又名托床，俗呼为冰排子，亦曰拖床。其形方而长如床，可容三四人。高仅半尺余，上铺草帘，底嵌铁条，取其滑而利行也。以绳曳之，人坐其上，一人撑篙以行，捷于飞骑。京师亦有之。随地可雇，价甚廉。撑者例备皮袄一袭，无客时即自衣以御寒。有客则使客席之而坐。诗云：凿冰冲冲一之日，并坐匡床人促膝。玉河如玉冰上行，行人晏息往来疾。”

    更不可不提，老北京游玩三大去处“天桥、海淀、厂甸。走天桥，吃喝杂耍样样有，江湖把戏路路通；图的是热闹，看的是稀奇。上海淀，畅春、园明、颐和三大名园那时都还在，达官贵人们游春赏景儿，那是个清雅的好去处。游厂甸，琉璃厂海王村里都是古玩字画、古董玩意儿，要去这里的都是兜里有几个子儿、怀里总揣着“捡漏”二字的主儿。《王风笺题》里专列了“走天桥”、“上海淀”、“游厂甸”三条，说的就是这老北京三大去处。

    “走天桥”条原注曰：“天桥在京师正阳门南里许地，宏敞趁墟之贾，遐尔毕至。承平时，京师士大夫多有天桥酒楼之作。至于晚近，则岁遇春秋佳日及仲夏之游，南顶者辄经此谓之走天桥。妇女于元夕乘月走天桥，以为宜男之兆，则沿明代旧俗也。诗云：正阳门外天桥坦，棋盘街头月华满。人来午后倒赶城，王道平平归缓缓。”

    “上海淀”条原注曰：“海淀在京城西北，即畅春、圆明、颐和三园所在之处，亦称海甸。咸丰以前，每岁之辄以晨往，都人谓往某处曰上某处。故曰上海淀。光绪朝，孝钦后驻跸颐和园时亦如之。诗云：水聚为海浅为淀，玉泉百折回复漩。离宫高起万寿山，春人远眺酣春西燕。”

    “游厂甸”条原注曰：“京师正阳门南，有琉璃厂，元代为海王村，以其地有琉璃窑，故名。自明以来，即为书肆荟萃之处，而所谓厂甸者，则在琉璃石中间路北。岁以正月初一日至十六日，游人纷集，举国若狂，谓之逛厂甸，逛游也。市集天初五日开始，百货骈集，士夫之嗜古董者，妇女之爱珠翠者，皆于是求之。诗云：官窑监督放衙晏，土高积山广成甸。上元佳节看灯来，归去游人拾遗。”

    《王风笺题》里酉如燕上述这般明白如画、活灵活现的老北京风俗记录，竟达百首之多。下戏园、赶庙会、登窑台、买黑市、写春联、供兔爷、办团拜、玩儿票等等，随意翻看任意一条，都如同一位皇城根下的老人与你面对面、侃侃而谈，娓娓道来的皆是如今或已不见、或留有痕迹、或更有新变化的那些民风民俗。或许岁月如歌，老北京的好声音，就在这一册泛黄的书页缓缓翻动之际，在我们耳边与心间徐徐放送，让我们听一回就叫一回好吧。

    （本文摘自《民国笑忘书》，肖伊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