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初的语境中去

    我们学习和理解西方文论，仍需要做一件事，即回到原初的语境中去，回到命题的原初意义上去。这套书所做的事，是帮助人们在这方面向前走一步，提供这些警句出现的语境，使他们的意义能在其原初的语境中显示出来。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文论选的书，有的是中国学者编的，有的是外国学者编了以后中国人翻译的。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论的选本，曾经对我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要编《西方文论经典》这套书呢？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能做一点什么？我想做的事，首先就是，要编出这样的一套书，它不是西方历史上重要文论家的重要言论的辑录，而是选出一些重要的文章，或者专著中较为完整的段落，并加以解说。

    相比较而言，言论辑录不是独立的读本，而是文论史的配套读物。我们编这套书，是要选出较为完整的章节，使它们本身就有可读性，让作者本来的意思获得展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配上有关作者个人和所生活时代的介绍，配上对所选章节的解读和阐释，希望读者能独立地，不用随时翻看相关的历史著作，就能读下去，读完它，读懂它。我当然不反对读者在读这套书之前或之后，去读有关西方文论史的著作。我们所做的事，是不希望这套书成为某一套或某一派文论史著作的配套读物，为这些史书做注脚。读这套书，不带任何框架地去看古人是怎么说的，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读西方文论，我们逃脱不了寻找警句的习惯。读一些古代著作，最后留在人的口中和记忆中的，也常常是一些警句，如艺术即模仿、寓教于乐、风格即人，等等。其实，这些警句在人们许多世纪的反复引用过程中，早已改变了原初的意义，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意义的改变，原有意义的被误读，新的意义的获得，是事实，要被人们承认。马克思曾经说过，被曲解的形式，常常是普遍的形式。但是，我们学习和理解西方文论，仍需要做一件事，即回到原初的语境中去，回到命题的原初意义上去。这套书所做的事，是帮助人们在这方面向前走一步，提供这些警句出现的语境，使他们的意义能在其原初的语境中显示出来。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其中争议比较多的，是分期和分类。例如：何谓近代？何谓现代？又何谓当代？再比方说，某位作家、艺术家属于哪一个“主义”。在这种种分期与分类中，有约定俗成的分法，我们也不得不照常规办事，有时，在处理时，只好从俗从众，不能完全由着性子来。但尽管如此，我仍想有所坚持。

    在分期的问题上，我想避开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提法。在中国，这种提法的意义是明确的，与政治史的分期联系在一起。如果原封不动地将政治史的分期推到文论史上，并且将中国学界所习惯的分期推到西方文论上，就会带来一些误解。因此，我们采用以一些代表性的文论家和文论现象作为分期依据的做法，努力使分期淡化，相对化。当然，历史总是连续发展着的，任何分期都会带来争论。抽刀断水水更流，分期只是断水的刀而已。我们这套书分了六卷。为了使书能够分卷，为了叙述和分工的方便，我们决定用现在这个分法。这么分，肯定会引起争议，我们也欢迎批评。希望通过争议，加深对西方文论史的连续性，历史关联性，各个不同国家的相互影响关系的深入了解。

    我们这套书在一些地方，仍免不了用“主义”、“思潮”和“流派”来分类和分组。在阅读西方的一些文论著作时，我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即“演绎法”：认定某位作家或理论家属于某一种“主义”、“思潮”和“流派”，假定他必然会持某种观点，然后在他的论述中寻找这种观点的佐证。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是这个人在当时的文学艺术实践中，作出的独立的分析和提出的特有的主张。在这里面，有着这个人的个性，他或她的独立思考，当然也与这个人所处的具体时代、生活和艺术处境有关。因此，对于历史上的文艺理论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家，首先要把他们作为个人来看，读懂他们，其次才是他们与一些流行的“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关联。这是一种悖论：一个人常常只有从属于某种“主义”、“思潮”和“流派”时，才会被头脑简单的史家所提到，被大众所接受，从而变得有名；但是，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自己时代流行的“主义”、“思潮”和“流派”，展示出作为个人的独特发现时，才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与编写组讨论时，反复提示，我们不能随意给所涉及到的人物贴标签，更不能以为贴上了标签就万事大吉，鉴定完毕、解读完成。每一位能选入到这个选本中的文论家，都是大师级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才是最可宝贵的。个人决不是“主义”的注脚，相反，“主义”可成为个人的最不完善的注脚。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别的亮点的话，这就是：一直选到当代。这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一件事。写过任何一种历史，无论是政治史、哲学史，还是文学史、艺术史的人，都有体会，最难写的是当代史。我们作选本也是如此。一直选到当代，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哪些文本是当代最重要的文论文本？对这些文本如何评价？我们选英美法德意的文论家们，如果这些国家里的人自己都对本国的文本的重要性和价值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们又怎么办？但是，再难也得做啊！不绕开，不怕被人指责，从这套书的实用性出发，一定要选到当代，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设想。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如果由此招来一些批评，那会是很好的事。毕竟，我们提出问题了，就此讨论起来了。通过讨论，逐渐形成共识，以后就会做得更好些。

    关于怎样发展中国文论的问题，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说过了，还是三句话：“拿来主义”、“实践标准”、“自主创新”。在这三句话中，第一句，是“拿来”。西方文论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接着“拿”。“拿”古代西方的理论，重读经典，既要读懂原意，也要读出新意。这些经典，永远不会过时。我们有时会读到这样一些文章，其中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说得不对，说乱了，那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回到这些经典大师那里，从他们的问题出发，在论述中说出新意。我们还要“拿”当代西方理论。这不是说跟着他们的种种新的“主义”走，而是深入思考他们的问题。这些思考有助于发现我们自身，找到中国文学理论当前困境的原因，看到发展的前景。当然，“拿来”以后，我们还是要面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实，让这些理论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和艺术实践之中，从而最终实现理论的创新。

    （高建平、丁国旗主编：《西方文论经典》（6卷，438万字），第一卷《古代与中世纪》，第二卷《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第三卷《从德国古典美学到自然主义》，第四卷《从唯美主义到意识流》，第五卷《从文艺心理研究到读者反应理论》，第六卷《后现代与文化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