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章士钊集外“佚文”

    《章士钊全集》（下称《全集》）失收情况严重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葛涛先生指出涉及鲁迅的“四则佚文”，并不存在着文中所“担心”的“为尊者讳”情况。（见《博览群书》2009年第6期葛文）《全集》甚至将章士钊已公开出版的整本诗文集也漏收了许多种，何况零星诗文。照理《甲寅》之文不应该会有遗漏，没想到《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载《甲寅周刊》第30期)这篇与吴稚晖论战的重要文章，竟也未收，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而类似葛先生指出的“呈文”、“部令”等，只要去翻一下1924-1926年的《政府公报》，更是数量惊人，不下数百篇，《全集》均未收录。

    笔者曾与《全集》主编白吉庵先生就“佚文”有过书信请教。他们为了收集资料，跑了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图书馆。该馆藏有章士钊《入秦草》、《游泸草》二种线装诗集，庋藏古籍部。白先生说检索过上图近代文献，而上图近代文献所藏皆民国平装旧书，该馆民国年间（甚至是解放后）所刊线装书，都归类为古籍，终因不熟悉馆藏而失之交臂。还有其它种种原因，我觉得可以用“准备不足、仓促成书”八字来概括。

    读到贵报所刊吴小东先生大作《全集不全 佚文不佚》（8月6日《中华读书报》），从章集“佚文”说起，提出了《全集》如何处理“公文”“部令”的问题，在《全集》辑印盛行的今天，很有探讨的价值。他举了梁启超集的例子，赞同将意义不大的“签署之公文”，作为附录存目，供研究者参考。记得《范源廉集》也是这样处理的，我基本认同，特别是大量的任命书，文字千篇一律，意义不大，存目足矣。

    但回到章士钊大量未收的“呈文”、“部令”，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不少公文虽不尽出自其手，但大都由其授意，显示其从政理念，应该有所选择，适量“入集”。下面从《政府公报》中随意选取几个例子，稍加说明。

    如1925年1月1日《临时执政大赦令》，大赦原出自章士钊之意，并引为从政得意之举，1927年他在《孤桐杂记》中说：“愚长秋曹，曾于民国十四年一月元日，请令大赦。据称全国为此令所及者，狱囚几达二十八万人。推原其故，由各狱具报，监无隙地，新囚难收，审判迟滞，轻罪系狱者，辄至瘐毙。而又囚粮常缺，囚或累日不得一饱。此常罚外，又加饿刑。愚惨惨动心，遂援项城民元前例，更举大赦一次，无他因也。事后颇有议者，谓大赦惟专制皇帝行之，非民国所宜。此论肤浅，不足置念。”王森然在《章士钊先生评传》中也特别提到此事，可见此令之重要。

    是年1月14日《呈报整顿修订法律馆馆务情形文》，中云：“士钊自就职以来，查悉馆中旧设人员名目繁多，微嫌冗滥，顾问既未有专责，调查亦多未实行。倘复率由旧章，未免虚糜巨款，甚非循名责实之道也。因此不避劳怨，以期彻底改良，将本顾问一律改为名誉职，调查各员均免去本职。以后关于修订一切事项，即由副总裁、总纂、纂修各员，分别担任，切实进行。並按照时势要求，先从民、商两法入手，如有起草审核事宜非现有馆员所能兼顾者，並临时聘请法律专门人才协同办理，总期款不虚掷，日起有功，以副实事求是之厚望。”文中可见章士钊整顿修订法律馆的决心和措施。

    7月18日《甲寅周刊》第1号刊梁敬錞《收回会审公廨平议》，前有章士钊按语：“沪案发生，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至列为十三条件之一。政府曾派大员，驰往上海，认真交涉。司法部以此为历年悬案，档文盈尺。本部又属司法主管机关，责无旁贷，因呈派次长王文豹、参事上任事梁敬錞赴沪，襄同办理。”《全集》这则按语漏收。《政府公报》7月16日也刊有章署名的《司法部致张镕西、余戟门、汤芸邰、吴芷泉、梁和钧、汪鹿园、翁剑洲、应溥泉先生函》，邀诸先生出任收回会审公廨委员会委员，此函与梁文按语，可见章士钊对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态度。

    又9月2日所公布《临时执政令公布国立编译馆条例》、《临时执政令公布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官制》，这两项均有章士钊署名，涉及西书编译、学术交流，均有史料价值，已见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除了上举数例，其它为人熟知的如八校合并、整顿学风、女师大风潮等等，都发生在章士钊任内，这期间的大量“执政令”、“部令”等，不管其事正确与否，都是文化教育史上重要事件，都有“入集”必要。总之，要处理好“全集不全”的问题，应该细加斟酌，定好取舍标准，编《全集》的目的就在于保存史料，总以宽泛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