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批评之路从这里开始

    由于长期受家庭的熏陶，我一直对文化比较敬重；由于从事写作，我一直对读书比较看重。

    是2001年的一天吧，在山西省图书馆找书时，我突然发现一张报纸，《中华读书报》，不由得眼前一亮：竟然还有专门研究读书的报纸？尽量多地找了几份细读起来，从一版的综合到后面的“资讯”，到“瞭望”，到“人物”，到“看法”，到“国际”，到“文化周刊”，到“书评周刊”，尤其“家园”版，更是吸引了我，真让我有一种读书人找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

    过后不久，我无意中写了篇批评类的文学评论，《不敢再读格林童话》，认为“格林童话”写法太简单，人称混乱，段落之间无限制、无原则地重复，千篇一律，故事的结构全为单线条发展，毫无是非标准、道德观念……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此类文章，又批评的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兴奋之心全无，惶恐之感满盈。写完之后，忐忐忑忑的，寄给谁呢？这时，我想到了《中华读书报》的“家园”版，既然名为“读书报”，不能只刊登赞颂的文章，而不刊登批评的文章吧？反正写也写了，寄不寄在我，发不发在你。

    于是，找出当时在图书馆从报纸上抄下的地址，工工整整写好，再写上编辑的名字：王小琪。

    寄走稿子后，也没太多在意。心想，京城人称北京之外的所有人都为“乡下人”，北京的报纸该不会也看不起我这乡野之人的粗鄙之言吧。

    忽然有一天，接到好几位搞写作朋友的电话，说是看到我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了，观点如何如何独特，语言如何如何犀利，总之，夸得我云里雾里，飘飘然的。放下电话，抽空又去了趟省图，专门找到刊登我文章的那张《中华读书报》看了好几遍——虽然当时我已在全国许多报刊发表很多文章了，但写作和发表批评文章还是第一次——又借出去复印了几份，才依依不舍地把报纸还给了图书馆。

    我的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后，很快便引来了全国各地空前的争议，而且，距文章发表已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了，争议仍持续不断——当然，多数文章是针对我毫不客气的批评，说“200年来，从来没有人对‘格林童话’提出过批评”，说我“太功利，一定要给童话披上教育的外衣，一定要给孩子竖起美德的牌坊”，说我“对童话艺术缺少准确的理解”，甚至还有某博士研究生恶毒地把我比喻为“不穿裙子的女作家”。老实说，对于这些不着边际的攻击，我是打内心里不屑一顾的，因为观点的争论本来就属于学术上的探讨，然而，在那些纷纷扣向我的“大帽子”下面，我却没有读到哪怕一篇真正以事实和理论来反驳我的文章。其实，多数人对我的攻击，仅仅出于为了维护自己心中多年来形成的对“格林童话”未加甄别的偏爱罢了。事实上，白纸黑字，比我已指出的问题更恶劣、更昭然的常识性舛讹，在《格林童话全集》中触目皆是——至于在道德方面的恶意引导，就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了。这些批评我的文章不知是否也有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我因为当时没有订阅该报，不得而知。

    人都是需要鼓励的。自从我的批评类文学评论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后，我本就不安分的文学之心更是蓬勃起来，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一系列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给我带来很大声誉的批评文章：批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注定夭折的“龙卷风”》，批评王朔的《王朔走进了“千岁寒”》，批评作家毕淑敏的《陶醉在臆想的世界中》，批评作家刘亮程的《刘亮程：别再糟践这村庄了》和《糟践完村庄糟践新疆》，以及批评台湾作家余光中的《余光中究竟炼出了什么样的“丹”》，等等，分别在《作品与争鸣》杂志、《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

    也就是从发表《不敢再读格林童话》开始，我知恩图报，自费订阅了《中华读书报》（中间因工作调动停止订阅3年），至今已十余年矣。这十余年间，我写了大量有分量的文章，也曾陆续在《中华读书报》的其它版上发表过两三篇。由于写作成绩突出，我还获得了包括赵树理文学奖在内的诸多文学奖项。

    有时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举手之劳的鼓励，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