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聪教授谈国际关系领域的守夜人与夜莺

    郭小聪教授将国际关系学者比做国家利益的守夜人，而人文知识分子好比夜莺。在他看来，他们之间的区别正是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与浪漫的理想主义者的不同。

    在新著《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郭教授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一个人文学者的焦虑和疑虑，以期解答文化应不应该、能不能够，以及怎样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问题。在强烈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他也力求与现实保持距离，不肯放弃相对独立的学术立场，其精神与学识体现于书中，便是我们所见高洁的思想、深切的忧虑与优雅的语言。

    读书报：国际关系历来讲求实力与实利。国家需要守夜人，但夜莺有什么用？夜莺的歌唱能不能用对外宣传来代替？

    郭小聪：夜莺的歌唱当然不同于对外宣传，因为前者属于文化，后者属于政治。正像我在“政治的短与文化的长”一章中指出的，文化成果，特别是堪称伟大的作品，往往具有水滴石穿的渗透性，看似漫无目的，却能影响后世人心，因为它给人以美感和价值观。而那种靠国家力量搞起来的宏大文化工程，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起的仍然是类似于硬实力的震撼效果。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梭罗的一本《瓦尔登湖》，就能把一座普通的小湖变成世界性的旅游胜地，这种文化的吸引力是当地政府花多少钱炒作也办不到的。什么叫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最难的是叫人服膺而不是服软。而一国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正在于能够以思想塑造世界、以文化影响人心。所以，夜莺的真正贡献，也不在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文化精神的特殊表达，而在于是人类精神升华的结晶，才会获得由衷的、普遍的、持久的敬意和感激。

    读书报：如今是网络时代，世界越来越像一个整体，人和人的距离也变得更加接近了。但是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程度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明显的改观？美国甚至开始利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监听盟友和世界通信。这一切不仅使政府间的纷争有增无减，还导致了国家之间修筑起越来越高的墙。网络上也有国界的存在吗？您认可这种现状吗？

    郭小聪：真正的现实是：有了陆地上的边界就有哨卡；有了舰船就有了领海；有了飞机就有了领空；有了火箭、卫星，就有“高边疆”概念的提出。同样，今天有了能够把世界瞬间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也照样会树起网上的边界，科技大国甚至会利用大数据时代谋求更多的东西，包括信息的单向透明和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更严密控制，这并不奇怪。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为什么科技革命的力量、文化传播的能量总是被人为地扭曲和限制，而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与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西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确立以来几百年，科技文明的每一次飞跃，总是首先被应用于军事，扎好各自的篱笆。夜莺们只会抗议、不满，但守夜人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即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集体安全困境”的高墙也会照样处处耸立，这很荒诞，但这就是现实。

    读书报：我很喜欢本书第二章“国家与个人”，它既探讨了国与国之间关系框架下的严峻现实冲突，又谈及个人生存哲学的终极需要，既有国际关系研究特有的沉重感，又让人感到某种动人的情怀，您怎样将国家与个人的内在矛盾之处融入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

    郭小聪：有关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利他主义冲动与国家利己主义行为之间的冲突悖论，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这本名著中早有揭示。我的一点新感悟是，从文化角度讲，个人追求与国家诉求有着重大不同，尽管国际关系学新兴的建构主义理论建设性地提出“国家也是人”，但我认为，国家虽是个人的集合体，却还是与个人那种“向死而生”的灵魂渴求有根本不同。个人由于生命短暂而不能安于尘世幸福，必须去追寻马斯洛式的人生意义阶梯。而国家没有这种内在焦虑感，它的关注点永远只在尘世，毫不疲倦地投入各个时代的竞争、博弈。

    所以，国家的最低理想和最高理想都是一样的，都系于国家安全，只不过小国以自我保存为目标，大国以争夺世界主导权为目标。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种内在矛盾冲突，对于惯于整体性思维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也许很少顾及，但人文学者却痛楚地感到了，他们无疑更关注人的命运与情感，认为人不仅要生存下去，还要活得精彩，有尊严，所以国家、社会的真正使命从来都不是仅仅把自己凝聚成一架战斗机器。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复杂思考，构成了某种特殊气质。

    读书报：本书后半部分着重分析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特别是肯定了“吸引”——既非“宣传”也非“操纵”，确有新意。同时您也认为，美国人这种“倾心吸引而意在追随”的奢望，恰恰是中国人最不感兴趣的。所以，当“软实力”这个词进入中国社会后迅速发生了变化，从进攻性变成防守性，从保守性转为变革性，这与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述不同。

    郭小聪：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吸纳、改造软实力说历经了好几个阶段，当国家领导人带头提倡后便迅速走向通俗化、中国化。你看看网上到处都是的“某某行业彰显软实力”，甚至“某某村、某某人彰显软实力”，就知道这个概念已经多么面目全非了。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些中国学者在探讨软实力说时仍然忠实地沿用美国人的原有理论框架，而不是为我所用，实事求是。软实力说对于美国人来说像矛，既要维持全球霸权，又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好的，值得推行，因而具有进攻性和保守性。但软实力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则像盾，既要维护和平发展环境，又要力促继续变革，因而具有防守性和变革性。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本该拿起自己的盾却举起别人的矛，这对国际关系领域来说，不仅是可笑的，也是危险的。

    读书报：本书一直纠结于守夜人与夜莺，或者说国际关系严峻现实与人文美好理想的巨大矛盾与张力之中，那么您的最后结论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郭小聪：抱歉，可以说没有。因为国家形式目前仍然是民族利益的最佳载体，每个社会成员既受惠于共同的国家利益，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就是说，即使夜莺坐到守夜人的位子上，也必须为自己的国家担责，分忧，这是不敢有什么冒失和闪失的。所以，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时，我顶多只能认同：抚今追昔，害人之心不可有；瞻前顾后，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既肯定守夜人式的专注眼前，又忘不掉夜莺式的远眺和叹息，于是就像今年6月我在香山饭店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情不自禁所说的：各国实力增长和竞争是一个变量，变量再活跃，常量也不变，这个常量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说，即使每个国家都拥有控制十个地球的实力，大家也只能在唯一的地球家园中共存。人类的能量已经足以毁灭地球，但谁也无法抽身而去。

    我不知道这只是诗一样的表达，还是无可辩驳的常识。

    郭小聪生于1955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此前出版的专著包括《说什么 怎么说》（2005）和《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现代诗人新论》（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