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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90岁的马识途发现文学界“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现象严重，就提出要特别注意网络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就如何提高作家作品的品位、格调写过文章。十年过去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似乎依然存在，而且比较突出地体现在网络文学作品中。他发现，网络文学由于强大的商业资本介入，发展十分迅猛，相当一部分写通俗文学的作家转成网络文学作者，一些“三俗”作品也转移到网络文学领域，并且因为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显得颇为得势。
百岁作家马识途何以热心关注网络文学？这位自少年时就投身革命，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老作家，解放后一边从事繁忙的领导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近几年走进大众视野是因为姜文根据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但很少有人得知他经历的传奇人生，以及他诸多成就背后心里藏着的种种遗憾。
“网络文学存在三俗问题”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创作？
马识途：一个纯文学作家写一本书需要好几年，需要调查研究、深入生活、精心写作，最后印一两万册就不得了了。网络作家一天就可以写一万字，一出书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册。作家收入排行榜上，排在前面的基本是网络作家。用金钱来计算创作，用稿费多少来衡量文学的优劣，令人难以接受。
网络文学的内容和纯文学相比较，其题材体裁、创作方法、描写对象、主题思想是大异其趣的。文字粗疏，写作随意，与现实生活脱节，缺乏文学性，则是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网络文学作品也的确存在“三俗”问题，娱乐至死，金钱至上。这些显然不是好的教育读物，不适合对价值观正在形成期的青少年进行传播，当然，距离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更远了。
读书报：但实际的问题是，优秀的纯文学作品拥有的读者，反而不如网络文学拥有的读者多。
马识途：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网络文学有其长处，它对青少年有极大的吸引力，它所产生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是我们日夜企求的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巨大能量，这是雅文学一直追求而一直不能实现的效果。通俗文学的流行，网络文学的盛行，能够产生较大的市场价值，都是有其必然性的。事实上，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比较好和很好的年轻网络作家，他们的作品就思想性和美学观而言都可称上乘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产生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与我们过去称道的通俗文学作家及作品相比并不逊色。
读书报：对于如何扶植和发展网络文学，您有怎样的建议？
马识途：发展网络文学，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群众路线问题，是如何引导我们的下一代走上健康道路的问题。了解网络文学的现状和生产规律，正视某些不良创作倾向，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网络文学。
“无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读书报：2013年初，美洲华人作家协会的会长冰凌亲到成都，给您颁发了终身成就奖。您怎么看这个荣誉？
马识途：我这一生没有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的人生过程不断发生变化，最早的时候，读书是为了救国。中国要灭亡了，我16岁走出四川，到外面寻找救国之道，老师教育我们要工业救国，因此我一上中学就立志将来当工程师，中学毕业考进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后来参加“一·二九”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没当成工程师很遗憾。
考上西南联大读中文系，准备要在中国文化方面做一些研究，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都是我的老师，我们的系主任，著名语言文学家罗常培还鼓励我搞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以革命为职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工作，不可能进行文学创作或学术方面的研究，这又是一个遗憾。解放后有一次我到北京，罗常培先生当时已担任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他希望我能到所里担任党委书记，在搞行政工作的同时也可以从事学术研究。我听后很动心，但当组织部门向四川商调时，却因我已担任四川省政府建工局局长，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而不能调动，搞学术的机会又错过了。我的许多同学像王瑶等都有很好的学术成就，我却什么学术成就也没有，又是一个遗憾。
读书报：后来呢？
马识途：那我就一心一意从事建设工作吧。我学习建筑工程管理、城市规划，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我颇有自豪感，一心准备在建筑行业大展鸿图。可就在这时，在全国一片向科学进军声中，我被调去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建筑工作搞不成了，到现在只留下一个四川土木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的空名，这又造成一次遗憾。
我担任了科分院的副院长，院长是一个学部委员。我认真向他请教，还看了不少与科学相关的资料，再加上到北京，听中科院领导介绍了一些前沿科学前景，感到科学还是大有搞头的。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和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们一起开会，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我对科学管理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铁下心来建设科学分院。几年后，科分院建设已大有成效，这时，组织上又让我兼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我想专心搞科学的愿望又落空了。
读书报：再后来呢？
马识途：我在西南联大受过文学方面的科班训练，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但是一看到文坛的风风雨雨，不敢插足到文坛，直到1959年，《四川文学》的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说国庆十周年纪念，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回忆录也行，难以推却，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学》登出以后，被《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发现转载，引起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注意。张光年、邵荃麟看到我的文章，认为我应该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作协党委书记邵荃麟对我说，革命老同志中能搞文学创作且有特点的很少，你是老同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在西南联大养成的基本功，完全可以写东西。他们说我不能拒绝从事文学创作的要求。
当时我担任西南局的宣传副部长、科委副主任、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一肩上挑着三副担子，哪有时间搞文学创作。荃麟却给我讲，你从事文学创作，等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生命延长一倍，对党和国家将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也是，能延长生命一倍，为什么不干？从此我开始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可是我哪有功夫细细琢磨文学作品？我不是当然也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这又是我的一个遗憾。
我认为，我基本上经历整个20世纪，经历了百年中国的大动荡、大转折，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非常多，有丰富的生活积累经验，又有西南联大的科班训练，应该写出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写出真正的传世之作。而今垂垂老矣，更是不可能了，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写的是革命文学”
读书报：1961年发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轰动全国。能谈谈这部作品当时写作和出版的背景吗？
马识途：我的爱人刘惠馨1941年在恩施牺牲后，我们才生下一个月便随母亲坐牢的女儿下落不明，我找了20年，终于找到了，《清江壮歌》就是以此为题材。我一连开了180多个夜车。白天工作很忙，下班后，每天写到两三点钟。以至于后来每天吃了晚饭，趴到格子纸前，看到格子就头痛。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出清样来送我，要我马上看了退给他们出版。结果1962年的时候，中央在北戴河开会，中纪委副书记钱瑛是我的老上级，她给我说：《清江壮歌》不要出了。我说：“我写的是革命小说。”她说，《刘志丹》也是革命小说，可是被批成是“以小说反党”。她劝我不要出版《清江壮歌》是为我好。
我回成都后，沙汀给我写信，说正在批人性论，批中间人物论，《清江壮歌》就写了人性，有夫妻之情，母女之情，父子之情的表现，而且也有中间人物，这些都可能挨批。沙汀还说，我写的第一章中在找到失散二十年的烈士遗孤我的女儿时，我们相拥流泪，这是不行的，不能流泪！在四川作协讨论时，也有人认为我写了“三情”，是修正主义。这部书稿一压压了六年，1966年春才出版，当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清江壮歌》被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我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坐了六年牢。
读书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把写作作为追求的目标？
马识途：无所谓追求的目标，我写的是革命文学。主要是想要大家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这对许多逝去了朋友、同志，也是最好的纪念。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被动地写作，后来写得比较顺了，连续发表了若干短篇，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文学界引起大家关注，慢慢开始主动写了。更主要的是，写作打开了我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许多同伴朋友从梦中冒出来，要求充当我作品里的人物，呼吁他们“出生”的权力，这也促使我从被动写变成主动写了。
我记得文革时还闹了一次笑话。我被拉去斗争，低着头，他们批判我什么，我根本没听见，不知怎么就想到作品里的人物，那些老朋友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就谈起来，谈得我发笑了，造反派打我的脑壳：批判你还在笑！我才被打醒过来了。
读书报：您的写作有什么规划吗？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在地下》等很多作品，为什么您的创作生命力如此持久？
马识途：没有规划，基本就事论事。我积累特别多，随便调动一点就够创作一部新书。经历文革，我写出了《沧桑十年》；在党校高研班学习，写出了《党校笔记》。最近我和我的哥哥每人会出一本书，他写《百年追忆》，我写《百年拾忆》。
“不要轻视敌人”
读书报：您在《没有硝烟的战争》序言中谈到“一些反映隐蔽战线的影视”，是否就是热播的谍战剧？您如何评价近些年谍战剧的荧屏热？
马识途：目前反映白区地下斗争的影视作品多起来了，我们作过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看了很高兴，的确有一批编、导、演都很精彩的作品，即使不免有一些疵漏。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不满意甚至于很不满意的影视作品。有些编剧对于当时地下斗争的实际了解不多，常见有违背原则和纪律、特别是组织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的地方。在极其危险的前线进行极复杂的战争的情报工作人员，即使微不足道的一句话、一点生活作风，可能会给本人带来杀身之祸，以致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但是有些谍战影视剧，太不注意细节，有些编剧似乎把地下党员和国民党的特务、海外间谍等量齐观。其实三者有质的区别。有的编剧把地下工作者神化了，其实我们并非无所不能，国民党特务也不是豆腐渣，大家知道的《狱中八条》就有一条，“不要轻视敌人”。
革命历史斗争剧不只是“谍战剧”，它应有更广阔的天地让作家驰骋；就是“谍战剧”，也要在艺术夸张和虚构中不离原则，不违纪律，特别是秘密工作纪律，注意细节，才能有更好的“谍战剧”满足群众的艺术欣赏。
读书报：有些谍战剧为了哗众取宠，瞎编胡说。您的作品，无论所说的大事细节、战略战术、人物思想感情、斗争历史背景，都合乎当年的实际情况。可是为什么书稿写成十年，一直没能出版？更无缘进入影视屏幕？
马识途：他们和我追求的不一样。我不在乎能不能出版，能不能进入影视屏幕。共和国成立前我一直在隐蔽战线上做党的地下工作，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做出很多牺牲，我很多好朋友都牺牲了，爱人、妹妹和妹夫也都牺牲了，我只想把这些写下来。我想写的是中国这几十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把这历史画卷刻画出来。
除了我的生活和经历，我也知道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过程。整个20世纪我都经历了，这是我的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时代经历的、还健在的人不多。但是也不行了。我有很多好的故事，有很多这方面的思想和见地，但是我拿不出来。这些好的素材，只有随我埋在地下了。我很想把我已经准备好的像《夜谭续记》的故事讲出来，让人家拿去作为素材使用，但是现在的作家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生活没有兴趣，我们那几十年的历史，不一定变成他们的创作素材。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现实。这也是应该的。过去的历史，有些人有兴趣，大多数人不一定有兴趣。所以说，我希望有人来把我的故事写成电视、电影剧本，搬上荧幕。
读书报：您在《夜谭十记》中表现的体例，是极具民族形式的，但是也借鉴了外国文学体式。后来被姜文改编成电影，非常成功。
马识途：我的基本思想是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借鉴了西方先进的写作方法，写的是写中国的故事和人物，技法上吸收了西方我欣赏的幽默讽刺的格调。俄罗斯的契诃夫、果戈里，美国的欧·享利、马克·吐温，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我都非常喜欢。
姜文拍摄的《让子弹飞》，只用了我的《夜谭十记》中的一记《盗官记》的故事作为其框架，影片内容中的主题思想、人物、结构，他都根据自己的思想、理念重新作了安排，这当然是应该的，所以姜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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