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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8月27日 星期三

    一次酒局引出的一套书

    ——刘东、译林社与“人文与社会译丛”

    本报记者 王洪波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8月27日   18 版)

        回顾近些年来西学的引进,由刘东、彭刚主编,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是不能不提的一套书。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柏林的《自由论》,等等,收入这套书的这些著作都堪称西方当代思想界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初问世时在西方曾领一时之风骚,引进到中国后也是知识界热读热议的焦点。从1999年开始出版,截止目前,这套书已推出一百种。在近些年来大量推出的引进版人文社科丛书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这套书都难有比肩者。

        相比刘东主编的另一套影响巨大的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的筹划与出版晚了约有十年。“但实际上我是久有此念,这就说来话长了。”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刘东教授说。“1949年以后,我们的文科主要是文史哲。文学对应着中国传统学术的集部,史学对应着史部,哲学对应着经部和子部。这里面没有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因此从现代文科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完整的。另一方面,经历了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我深感我们的知识结构中有太多的空白和漏洞,在面对庞杂的中国经验时,我们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去处理它。我在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也意识到,西方汉学著作均有其理论预设,不懂这些理论,我们就很难读懂这些书,更不用说与之对话了。就此而言,相比西方汉学的引进,西学本身的引进更具根本的意义。”

        但最初刘东并没有打算自己来承担这一工作,“我当时已经背着引进‘海外汉学研究’的‘包袱’了,不想增加自己的负担,总不能背上了海外的‘中学’以后,再背上海外的‘西学’吧?”刘东回忆说,那时,邓正来正在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有一天,邓正来到刘东家里喝酒,喝到高兴处,刘东就说:“咱们再编一个‘社会科学文库’吧。”邓正来说:“那你来开书单。”刘东也不含糊:“开就开。”于是,刘东就开了一个上百种图书的书单出来。但好几年过去,这事都没有下文。“我看不下去,最后还是把这事揽到了自己头上”,刘东说。

        而译林出版社则是在与京城的一家出版社竞争一番才拿到这一选题的。当时,那家出版社和刘东已基本谈好了各项事宜,作为“后来者”的译林社以两个理由打动了刘东:第一,相比那家出版社,他们有专门的外语编辑,译文质量有保障;第二,学术图书市场有限,而他们愿意为这套书赔钱。十多年过去,刘东深感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令刘东特别感念的是译林社领导的胆识。“译丛”推出的第一批书中有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当时就有人向上面反映,说:“自由主义我们都不能接受,还政治自由主义呢!”审查下来:这是本学术著作,出版没有问题。“时任译林社社长的是章祖德先生,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实承担了一些压力。”刘东说。

        “译林社的胆识还表现在,项目启动之初,他们就根据我开的书单购买了五六十种之多的版权。有这样一批版权攥在手里,‘译丛’的质量和发展就有了基本保证。新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社科著作的引进渐次升温,后来想想,如果我们不是及早动手的话,有些著作就不一定能抢到手了。”刘东说。

        译林出版社副社长李瑞华也告诉记者,“译丛”开始启动时,购买版权还没有太多竞争者,所以译林能够一次性囤积很多版权在手。但让出版社头疼的是翻译问题。“版权合同会规定出书期限和授权使用期限,给我们很大压力。一方面译者很难找,另一方面这些书翻译的难度也很高,译者往往难以如期完成,有的时候版权使用期限已过,译稿还未完成,出版社只得再买一次版权。”

        在李瑞华看来,“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初期,版权工作是比较容易的,近年来则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第一,由于有更多的出版社介入人文社科译著的出版,版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版权费用也随之水涨船高。第二,外方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出书期限和授权使用期限相比以前都缩短了。刘东也告诉记者,版权工作有很多烦恼,“有的非常重要的著作,版权被别的出版社抢去了,翻译出来的质量却非常糟糕(例如有人能把Post-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译成‘邮政马克思主义’),但版权在人家手里,我们也不能再出新译本;还有出版社抢到了某本书的版权,却迟迟不能翻译出版,学界也只有徒唤奈何”。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在写于1999年的《编者的话》中,刘东这样写到。确实,做这样开放性的丛书,难在坚持,难在“愚钝”。考虑到当下的学术成果量化考核机制,刘东的“愚钝”就不能不让人佩服;考虑到当下出版界以经济指标论英雄,而这套书总体上并不赚钱,出版社的坚持就不能不让人们起敬。

        但这并不是苦巴巴的坚持,一方面,学界和读者的认可已是他们收获的最大回报,另一方面,刘东和译林对这套书的意义都有高度自觉。“这套书代表了西方第一流学者日思夜想的一些论域和论题,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进而试着与他们对话,对于今天中国的知识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刘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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