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

    从1984年发表处女作算起，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的创作已经走过30年历程。从散文到中短篇小说，新世纪以来又投入到长篇创作，作为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遥遥领先，在农村题材创作中更是独树一帜，勇敢地探索着今日乡村的中国故事书写。如果说，他的中短篇小说《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小说对农村和安抚灵魂的道路描述尚属单向度，那么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开始多向度写作，对于农村问题有了更为复杂、更为深入、也更为超拔的眼光。

    与笔下沉重的话题相反，关仁山爱笑。但是《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勒口照片，关仁山却一脸严肃。他并非故意要摆出思考的姿态。《人民文学》杂志9期卷首语评价他是对农民未来的生活“怀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

    读书报：这是目前探讨农民问题最直接、最大胆的一部作品。从农民贫困的原因一直到农民问题的根本，都有敏锐而勇敢的探索。在写作《日头》的时候，您心中有什么目标吗？

    关仁山：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是我的一个目标。我要写中国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今天总算完成了，作品有待读者的检验，心中惶恐不安。

    有一次，我随便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个没留名的朋友给我一句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总按领导的意思写，要写真正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过去歌颂土地多了一些，这一篇再也不能与农民的苦难擦肩而过了，要加强批判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这部作品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我在《日头》中追求一种鲜明的现场感，就是试图更直接地探讨农民问题，大胆追问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是制度原因还是农民自身问题，农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我知道小说解决不了问题，但金沐灶的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良心。我是想以此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

    读书报：为写《日头》，您做了怎样的准备？在农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上有怎样的变化？

    关仁山：为了准备写《日头》，我放弃了中短篇的写作，到唐山老家的农村深入生活。频繁接触农民，接触全国的“三农”问题专家。尽管文艺与生活的话题是老生常谈，但是作家很痛苦，原因是找不到新的精神资源，找不到与今天大众的精神连接点。我们要问自己，旧有的经验还可不可用？小情感、小圈子的生活是不是可靠？是否会遮蔽更广阔鲜活的世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我很久都没丢掉，因为写中短篇的时候，也是农村题材居多，但是，如何深入是个问题。这使我心情苦恼，因为认知农民和表现农民的方式有许多遗憾。

    读书报：古槐的几次遭斧钺，天启大钟的几次遭埋藏被盗，魁星阁的被火烧，日头村最终“被”城镇化的强拆，都象征着现代性对传统性的强力入侵。这样一部处处隐寓的作品，是希望引导读者思考还是有其它考虑？

    关仁山：有的小说是读味道，有的小说是读故事。《日头》故事性较强，讲述了文革红卫兵砸钟伤人、焚烧魁星阁，以及后来大钟埋入墓地被盗，城镇化拆迁挖湖挪钟事件，强拆中的自焚事件等等一些传奇事件，我还是想让读者阅读故事背后的东西。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殖民，这一惨烈的过程，用孟繁华先生的话说，那是乡村文明崩溃的前世今生。我们目睹了崩溃，还是要呼唤新的文明形态的建立。比如说，按佛家的因果关系来说，文革压抑人性是因，改革开放人性的解放就是果。人性大解放人性在金钱面前的疯狂，造成人格裂变的果。人格分裂的因，又造成如今国人精神困境的果。这些东西都与乡村文明的崩溃相关。

    读书报：主人公金沐灶先后从不同的人那里接受了道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佛家文化，这三种文化在金沐灶这里汇合成宽容、博爱、向善的基本思想。这个人物是否太完美了？金沐灶后来建成了魁星阁，完成了接续文脉，拯救人心的愿望，可是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小说结尾所写到的那个“黄钟幻境”，只是一个桃花源式的乌托邦。

    关仁山：“黄钟幻境”虚幻得像梦，但是，像金沐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需要有梦。道家、佛家和儒家几乎在他身上融合。我们知道，宗教在入口处是有冲突的，但在最后都归结于善和爱。小说故事中的每个人，在每个历史事件中都充分表演，树立骨骼，丰满血肉，激荡灵魂，最后所有的叙述还是归结到大爱上来了。文学最终还是温暖人心的。你感觉金沐灶完美了一些，寄托了我的理想，但是，从故事中还是能看到我对他的不满，对他还是有批判的。比如，他整合宗教的荒唐，他的某些偏激，他的鲁莽，他的绝望。他把轸木撅折一半仍向天空，一半扔到河里，最后悲壮的消失，说明他绝望中有希望，希望中有向往。他注定是这样的命运，他的来与他的去，建立在模糊浑浊性上的，是一种自然生长。

    读书报：红嘴乌鸦、古槐流血等魔幻色彩，与儒、释、道传统文化的结合，使《日头》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双重结合。

    关仁山：这是表达和讲述故事的需要。人搅着事，事推着人，农民们在生活中扑扑跌跌往前走，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写实，仅写出生活质感是不够的，作家要完成超越现实，要把政治话题转化为艺术话题。完成超越和转化，需要作家依借想象力，需要将现实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应该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层传奇色彩，让他们部分地异于常人，异于常理。然后又在玄秘、诡秘和神奇中回归常人，回归常理。靠什么？魔幻是其中的一个我偏爱的手段。一提到魔幻，我们往往就想到西方魔幻，特别是想到《百年孤独》，这些名著的魔幻很有魅力，会给我很多启迪，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让中国式的魔幻自然地走进作品。从《天高地厚》的蝙蝠开始，到《麦河》中的盲人与鬼魂对话，在再到《日头》里神话传说红嘴乌鸦和古槐流血，这些都是我们冀东平原的民间传说。特别是红嘴乌鸦，我在迁西的景忠山上亲眼见到过。

    读书报：小说使用了敲钟人老轸头与毛孩儿毛嘎子的双重视角的叙述，而且毛嘎子的叙述更富有哲理，文学笔法也更优美。这样的写作是否有很大的挑战？

    关仁山：小说中有两个我，即两个叙述人，一个是敲钟人老轸头，一个是天上的毛嘎子。两种语气叙述，前者在地上客观参与，一个在天空抒情议论，这对我肯定是一个挑战。其难度是实和虚的处理，弄不好使读者产生割裂感，无法有机地成为一体，成为故弄玄虚的败笔。老轸头部分写了十万字了，毛嘎子部分还没起笔，我犹豫了好多天，找不到一个好的叙述语调，痛苦万分。等了半个月，才有了一点想法。我赋予毛嘎子一个特殊能力，他飞回村里，只能落在树林里的一棵菩提树上，老轸头与毛嘎子之间能够对话，智者对话，众人听不见，这让小说有了有趣的形式感，也让哲理思考自然呈现。

    读书报：作品除了呼吁留住文化根脉之外，还敏锐地指出“资本”问题。

    关仁山：资本和权力合谋，必然形成利益掠夺。农业不是暴力行业，需要政府的扶持，资本贪婪而且带着血腥。资本的到来，农民和土地是抱有警惕的。在《麦河》提到资本在土地流转中的巧取豪夺，但是，被我对土地的讴歌中淡化了。《日头》中我要重点批判封建流毒的肆虐，批判资本对人性的扭曲和变异。

    一个拜金社会人心失控是非常可怕的。现在党和国家的反腐，改革向深水区有效推进，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在建设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中前行，我们不能对前景无望，应该建立信心。农民问题在土地流转的新背景之下，走进了新型城镇化的轨道。进城的农民拿到巨额补偿款，有的堕落，有的重新创业，有的人格分裂，有的找到新的生存空间。现实发生的事情，文学不好把握，因为没有拉开距离，这种距离也是审美的距离。但还是能够找到突破口的。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应该怀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我们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

    读书报：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日头》中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

    关仁山：关于现代农业、土地流转、城镇化等当下现实的描写对作家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这既是对作家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考验，又面临着如何把现实文学化的问题。农村与城市的落差很大，农村巨变，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了，写农村，最大难度是认知的困难，其次是关注现实题材如何艺术表达的问题。现实距离太近，如何缩短审美距离，《日头》必须过这个坎儿。

    读书报：您一直扎根于河北，对于脚上这片土地，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关仁山：我常年在河北，特别是故乡唐山冀东平原。那是我的创作基地，我爱故乡的农民、土地、河流和庄稼。我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来自那里，包括那些带有魔幻的东西。我最想表达的是，如何艺术再现我的故乡，企盼农民过上好日子，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读书报：1996年，您和谈歌、何申被并称为“河北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三驾马车”，现在这“三驾马车”发展得如何？作为河北省作协主席，您如何评价河北省的创作队伍？

    关仁山：1996年，何申、谈歌和我被文坛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他们是我的兄长，创作上比我有经验。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坚持创作，只是我偏重了长篇写作。铁凝主席在河北时曾提出：“扎实生活，诚实写作”的理念，这对我们作家队伍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今天的河北作家形成老、中、青作家队伍整体格局，每个门类都有代表作家。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河北作为主宾省，河北作家包括河北籍的著名作家要集体亮相。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河北出现了四侠，他们是小说家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和张楚。四位青年作家驰骋文坛，产生很大影响，为河北赢得荣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河北有三位作家作品获奖。当然，我们的压力也很大，看到许多不足和差距，那就是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大作力作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