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过去，开创未来”

    标题这八个字加了引号，因为这是不久前周有光老先生写给我的几个字，我今天借用过来，作为这篇短文的标题。

    事情要从16年前说起。1998年3月25日，又是星期三，《中华读书报》出报的日子，阳光明媚。中午，在永安路的《光明日报》食堂，我们刚打好饭坐下，总编辑梁刚建一脸愁容，微皱着眉，叹口气说：“唉！今天的好稿子有点儿太多了！”——我们大家当时听了，都笑了。这是梁老师惯有的幽默。这不是做作出来的，他是真觉得那天的报纸好稿有点“淤”，怕一次集中用完了，下期没什么好稿了。有这么夸张吗？

    1998年3月30日，我和赵晋华收到周有光先生寄来的一封信，现摘录如下：

    晓风同志、晋华同志：

    收到1998年3月25日《中华读书报》，读了其中“蒋梦麟谈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和“一篇书评问世的前后”这两篇报道，非常高兴，使我对《中华读书报》肃然起敬！

    ……

    《历史研究》（1998.1）刊登葛剑雄、曹树基评杨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认为这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敢于如此诚恳地提出批评，不论语气是否有多少过于激动之处，是难能可贵的。这实际不是对一本书的批评，而是对一种学术风气的批评。这是从学术禁锢走向学术解放的号角，这一声号角划破了万马齐喑的学术长空。

    为了振兴中华，必须认识历史的真实，必须恢复学术的真谛。否则中国将长期继续停留在第三世界。

    专致       

    敬礼！

    周有光

    1998年03月27日

    时年93岁

    收到信的当天，我就回了信。随后，周先生又于4月8日、4月23日和5月29日三次给我写信，真诚相邀，让我去他家晤谈。没想到，此约一订十六年，甲午春鸿始信然。今年我再去看老先生时，109岁的他已经几乎记不得我了。时光倏忽，不禁让人唏嘘感慨不已。——这中间的故事，容另文再叙。但当年《中华读书报》影响之大，由周先生这封信，就可见一斑。《中华读书报》可以说是当年中国文化界最明亮的新闻窗口，学术界最高端的交流平台，出版界最灵敏的风向标和读书人最温暖的精神家园。像周有光先生这样的例子，当年数不胜数。每个版面，都发表许多好稿、大稿，每个编辑，都有不止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为自己此生能在《中华读书报》效力，与这么多杰出的人共事，感到无比光荣。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成就了《中华读书报》如此辉煌呢？

    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光明日报》孕育、培养了《中华读书报》这份儿子报。这也可以算作为地利，也可以说是“出身”和“家世”。没有光明日报各个方面有形无形的支持，为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中华读书报》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是《光明日报》深厚的学术传统，独特的文化基因，使《中华读书报》与生俱来就有着清新高雅的文化品格，和丰富而有内涵的学术品位。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风云际会，《中华读书报》占了天时。她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从1992年开始，国家转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同时伴随着新的思想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出版界也迎来一个“黄金十年”。当然，那也是互联网在2000年前后从天而降之前，报业最后的一个黄金时期。从90年代开始，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全局性的话题，比如，有“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二王（王蒙、王彬彬）之争”，还有“重写文学史”，学术规范大讨论，等等等等。这些都被《中华读书报》敏锐地捕捉到，并且给予了充分地展开。还有，一些当时轰动一时的文化界头号大案，也往往都是由《中华读书报》最先独家披露，比如：“吴作人向侵权宣战”，“关于克隆羊的报道”，“王戎笙揭露陈明远冒用郭沫若之名”，“阎涛诉权延赤侵权案”，“油画《开国大典》著作权之争始末”，“孙敬修爷爷讲出的一串官司”，等等，这些报道迅速而深入，客观而公正，在读者中赢得了很大声誉。还有一些学界公案，如：孙周兴披露张汝伦抄袭，“孟子变成门修斯”，等等，都非常尖锐。所以，在文化学术界，出版界和新闻界这三者之间，《中华读书报》起到了一种独特的连结、沟通和聚合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华读书报》不仅垄断了学术界、出版界的新闻话题，而且不断地组织策划、创造了许多话题。经过几年的积累，《中华读书报》自然在同类报纸中独占鳌头。

    第三，当然就是刚建带领一群爱书、爱文化的年轻人，大家团结奋斗的成果。

    作为读书报的家长，刚建当然有着博大的胸襟，高远的眼光，极高的新闻素养和非凡的管理才能。这些对他都不在话下。我想说的是，他对这份儿报纸最大的意义，是他重视人、尊重人、欣赏人，清楚每一个人的价值，然后信任你，关心你，培养扶持你。聚合人心，协调众力。那一年，《中华读书报》将由每期四个版扩至每期八个版。他为了劝说我来读书报，对我讲要委我重任，说，“你来了之后，就编后四版的第一版”。——头版？！那多重要啊！其实就是第五版。现在当段子讲，大家听着都笑，可当时他是很严肃的。他是真觉得这个重要，而不是换个说法哄你。他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在读书报的价值。有个业务骨干是外省青年，春节时回家买不到火车票，他就敢出钱让人家坐飞机往返。一年冬天的早上，我要陪家人到北师大办事，他知道了，居然就专门派了车来送。他尤其重视青年人，培养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热情。大家都说刚建举重若轻，抓大放小。其实抓大放小对他只是一般化的形容，他其实能做到抓大放“大”，因为他对你是从内心的尊重与信任。他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领导，但更是老师和兄长，对更年轻一辈来说，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生气的大叔。他心大心宽心善，其心如莲。

    在众多为报纸作出巨大贡献，对我本人也给予很多帮助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王小琪。刚建称她为《中华读书报》的“定海神针”。她是领导层中唯一贯穿20年的人。小琪为人宽厚，虑事周全，在工作、生活上对包括我在内的同事关怀备至。她不仅是一个好领导，也是大家的好大姐。她自己的文章也是清新脱俗，别人无法模仿。魏琦也是《中华读书报》为数很少的几个“50后”之一。因为他过于低调，过于勤恳，所以不了解他的人，会以为他仅仅就是勤恳而已。其实不然。他80年代就给唐弢先生做过助手，不仅学识高，而且文字功夫了得，很长时间，他是《中华读书报》文字方面的总把关。当年，他曾把我的一个采访的平庸标题，顺手一改，变成“既要用得对，还要用得好”，此文于是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从1994年，他每个周二晚上，在所有工序完成之后，都要到印刷厂去核对胶片，是每次出报回家最晚的人。放眼20年来中国报刊出版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

    我们当然也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无数人的热情支持。其中有一个人，我必须提一句，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南开的前辈张小鼎。《中华读书报》创刊之初那两年，我关于现代文学、鲁迅研究方面的报道，几乎都是张先生提供的线索，或者至少和他有关。他是《茅盾全集》的责编，但一辈子淡泊名利。他还为我们报纸写过好几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包括“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西行漫记》的流传”等等，影响很大。

    侯艺兵也是单位不在《中华读书报》，但给我们作了巨大贡献的。没有侯艺兵的《中华读书报》，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1996年10月，鲁迅逝世60周年，侯艺兵就受我委托，专门到天津采访李霁野，因为李先生是60年前参加鲁迅葬礼而当时仍健在的很少的几个人之一。后来，他为《中华读书报》采访人物，拍摄了大量照片。他与《中华读书报》的关系如此之密切，以至于许多学界中人和读者都误以为他的单位就在《中华读书报》。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这么多人鼎力相助，这份儿报纸想不火都难。这就是读书报真正的、甚至是唯一的成功秘诀，人和。

    的确，了解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同时，开创未来，也必须了解过去，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读书报》这几年又迎来新的机遇，越办越好。《中华读书报》由当年蹒跚而行的婴儿，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由一棵小苗，已经长成一棵大树，而且硕果累累。他聚合创造了无数的因缘善果，也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了解过去，真实不虚；开创未来，光明照家园。我衷心祝福《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