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杂忆

    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华读书报》是正式诞生在一个小饭馆里吧。1994年4月的一天，《光明日报》李春林和梁刚建约我下班后在新闻出版署楼下的小饭馆里见面，要商谈《中华读书报》启动的事情。

    之前，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的杨牧之找我谈过话，要我代表新闻出版署到《中华读书报》兼任主编。1994年4月8日新闻出版署签报件上的批复意见是桂晓风副署长写的：“同意于青同志兼任《中华读书报》主编（不领取报酬）。如涉及领取报酬事，再议。”（这份签报件居然在我手上）实际情况挺简单，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两家合办《中华读书报》，一家出一个主编，但不出钱。梁刚建关于此事已有回忆文章描述，兹不赘。

    在小饭馆里，用了一顿晚饭的时间，我们讨论了相关的启动工作：经费由梁刚建个人先期垫付5000元（后又有增加），我在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工作多年,出版界人脉较广,帮助联系相关出版社，由工作人员去跑广告。

    《中华读书报》创刊后，我这个兼职主编每周二下午出报前也要去参与终审,我从无办报的经验，而报社从梁刚建到年轻的记者们都很尊重我的意见，合作一直很愉快。这样一种相互默契的工作方式，与刚建兄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读书报当年只有里外两间屋，他的办公室在里间，外间的编辑、记者一有什么事，拔脚就去了里间，谁有什么主意都跑到他面前去“侃”。他总是笑眯眯地边抽烟边听。我去值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总听他在真诚地大声回应：“好！太好了！”刚建这人看上去挺“面”，其实很有决断力，他的本事就是把大家的激情和活力都充分调动起来，然后将灵感与才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报纸的各个版面上。

    编辑、记者年轻、有锐气，这对于办报是极其可贵的，刚建深知这一点，他对大家可以说真是呵护有加。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从河南大学来的赵武平，写了一篇文章评述学界的某种风气，言辞颇为尖锐、犀利，而且涉及了某位学界名人，有人担心会对报社有不利影响，不主张刊登，刚建反复斟酌，尽管最终未予登出，但还是找赵武平讲明原因，并按照最高稿酬开给他。我的校友萧夏林，刚建说他有一种“不羁的文学精神”，也是他“慧眼识英雄”，尽管有人对萧夏林有微词，刚建却用其所长，在当代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二王之争”、“二张之争”，都是萧夏林策划的，《中华读书报》因之大收“博睛”之功。 

    报纸初创和发展时期，女编辑、记者们更是功不可没。她们年轻、时尚，组稿却不惜气力，被称为“红粉军团”，颇为引人注目。美女记者红娟一颦一笑，魅力十足，而每期一篇她的出版人侧记，总能相当传神地描画出出版界各路领军人物的风采。陈晓梅则很早就显露出“大姐大”气派，她言语不多，出版社召开专业会议，总是被邀请的嘉宾，也总能不动声色就组织出大块专题文章，观点中肯到位，在业界颇有口碑。王小琪一直专注地做编辑工作，无论何时，在办公室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在外界她没有那些名记们名气大，却在报社起着“定海针”的作用。赵彤宇看上去有些文弱，却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能量，将广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红粉军团”一时成了《中华读书报》一道动人的风景。

    趣事还有一件，那时报社有一女孩王菲，是号称北京“勃朗特三姐妹”之二姐，多才多艺，特立独行，装扮自然也很“潮”。有一次，她穿超短裙来上班，还涂了层灰色的睫毛膏，这在那个年代的光明日报报社，还真有点令人侧目。她自己也调侃说：别人看我的眼光，像看女特务。梁主编平时不大管这些事，也有点承受不住了。他从里屋出来，从她身边走过，无语；再走一趟，还是无语。一个上午，走了好几趟，最后，实在憋不住了，站在她身后，终于说了一句：“王菲，你怎么这样？”这是读书报的小编们学给我听的，是我听到的惟一一次刚建为这种事批评下属的案例。当然，王菲也只是报以嫣然一笑，以后就再也没有以这种装扮来上班了。

    回想起《中华读书报》初创那几年，虽然也有一番辛苦，快乐还是主要的。我在新闻出版署机关本职工作较繁杂，还要赶过来值班，尤其是刚建出差的时候，我要独立当班，签发印数。编辑、记者们与我合作也很愉快，不时给我讲发生在编辑部里的一些趣事，逗得我哈哈大笑，倦意顿消。我虽然身份特殊一点，大家都不跟我“见外”，彼此之间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的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我来《中华读书报》逐渐少了，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报纸，也经常回忆初创时期共同度过的艰难又美好的时光，我知道从读书报出去的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担当了重任，陈晓梅、赵彤宇、赵武平、呼延华、祝晓风等，各各成为一方“重量级人物”，而留在报社的如王小琪、红娟也都挑起了大梁，这时候我就想到，读书报的成就恐怕不止于是出版业界的一个主要媒介，更是一个很好的培养人才的基地。我回忆起以往每有活动时，刚建是如何以欣赏的眼光在人群中默默地看着他的团队，他也许正是以这样一种胸怀和抱负，投入创办这份报纸的事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