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采访手记：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何建明常常会有各种即兴发言。他的发言大家爱听，是因为他从来不说官话套话，总是热情洋溢，甚至有时候出人意料。

    2011年11月初，黄传会的新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西郊宫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举行。何建明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付出了很多代价，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很多贡献。他结合自己年轻时的坎坷经历，鼓励农民工们要正确对待和看待自己，要自信、自强、自立、自爱，内心要有一种自信。他的讲话传递了正能量，同时又充满感染力：“一方面我们有痛苦迷茫，同时我们要想到祖国给予我们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热爱祖国，热爱这个城市，才有自己那份强大的力量。”

    那天，因为事先不清楚仪式的具体内容，他的身上只带了半包烟和900元现金。他讲完之后，掏出所有现金捐给学校，希望能给孩子们做点什么。

    这样的举动不止一次。2011年他还担任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得知社里的老员工因重病生活困难，掏出了两万元捐给一个患病的老员工。

    他做的这些事情，并非为了扬名，他的名声不需要借助这些善举；他只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仗义之举。“何建明不大像机关领导，更像一个作家。”媒体有时会在私下“点评”。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够准确，因为，何建明本来就是作家，而且是一个对创作永远充满热情甚至激情的作家。创作三十多年，他的六十余部作品三次获鲁迅文学奖、四次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六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多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其中《中国高考报告》被收入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学教材。

    获奖不是衡量作家成就的唯一标准，但至少可以证明，何建明作为文学界的“全国劳动模范”当之无愧；至少可以证明，他于2012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当之无愧——他不但是“写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家，更是“走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家。

    所以，这些光环笼罩下的何建明，作为出版家的一面被遮蔽了。2008年当他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时，5年时间，出版社的销售额从一个多亿，增至数倍，尤其是效益大幅提高，成为中国文学出版的旗舰。其间，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发行到700万册，《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120卷的《共和国作家文库》至今仍然被出版界赞叹。如今他又在主持130本的原创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出版仅半年发行量已过十万册……而像获诺贝尔奖的莫言的主要作品、畅销书作家严歌苓、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等当红作家的书，也大多是在何建明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期间出版的。当某一本书成功运作获得良好的口碑和市场效应时，人们关注的是作家、是编辑，往往忽略出版之初最需要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出版人。

    一个出版社的活力和地位，一些出版物的定位和运作，很多时候取决于一把手对市场把握的胆识和魄力。作家何建明不但创作屡屡有新的突破，出版业绩有也目共睹，他的这些成就来自什么？在出版市场低迷的当下，何建明的出版之路或许能带给出版界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