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的何建明

    一份行业文学刊物如何生存？刚接触刊物的何建明对办刊物并不熟悉，但是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行业文学刊物不能局限于行业，文学没有“行业”之说。对文学的认识与开阔的胸怀是他初试出版成功的敲门砖。

    1993年担任文学杂志《新生界》主编时，尽管经历了部队的大熔炉的冶炼，又经历了报社工作的实战，何建明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出版界的一名新兵。

    《新生界》的前身是《山野文学》杂志。因90年代文学刊物生存普遍困难，《山野文学》为谋生存将刊号转让而停刊；两年后重新申请刊号，这就是地矿部文学季刊《新生界》。即便是培养了中国几代作家的权威刊物，也普便面临困境，如何让这样一份行业刊物扩大影响，何建明动了不少心思。他请来当代著名评论家如何西来、何振邦、张韧等，帮助策划刊物栏目，几期刊物亮相，迅速在期刊界获得好评。冯牧、陈荒煤、王蒙等文学大家的参与和投稿，使得《新生界》迅速成为行业界最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之一。

    在办刊之余，何建明完成了出版的初次试水——他与几位年轻人，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地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英才》等系列丛书。这套涵盖了文化界精英人物的书籍，在文化界、学术界产生积极影响，出版做得风声水起，其利润不但支撑了刊物生存，同时也开展了很多和文学有关的社会活动，如多次举办“西峰寺中国报告文学论坛”、“新老作家对话论坛”等等，至今仍被文学界经常提及。

    一份杂志通过出版，实现了办刊和文学理念的结合。《新生界》的出版经历使何建明深深地意识到，办好文学期刊，必须借助社会其它资源。中国存在巨大的出版市场，只要肯动脑、选题好，看得准、抓得稳，就能带来利润。

    品质决定生存，优秀的作品是扩大刊物影响力的唯一法宝。在《中国作家》的6年时间，何建明研究市场，组织了一批如《马家军调查》《血色黄昏》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发表了成名作《落泪是金》。抓住时机，使内容与市场紧密衔接，使何建明在《中国作家》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他的敏锐与责任感，不但使创作获得成功，更令《中国作家》成为全国知名的刊物。

    1996年初，在前任主编冯牧和时任主编陈荒煤及章仲锷等文学前辈的推荐下，何建明出任《中国作家》总编室主任，并担任经营任务。当时的《中国作家》是小说、散文、诗歌的“大拼盘”，何建明的想法是，要靠作品说话，不能让题材束缚刊物的发展。他的想法得到了杂志社同仁的赞同与支持。1997年夏，《中国作家》发表了赵瑜的《马家军调查》。

    当时的“马家军”是国家的荣誉和形象，赵瑜的一篇《马家军调查》把整个事情翻了个底，这部颠覆性的报告文学事关诸多的社会问题。“马家军”事件当时在中国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甚至中央几位领导出面调解此事。

    这些复杂的内幕和公众的关注，使得《中国作家》一周内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盗版到了100多万册，在文化产业和文学影响力上，《马家军调查》无疑是当年最火爆的事件，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出版的热潮。媒体连篇累牍报道这一事件，主题之一是：文学期刊如何改变方向。

    何建明和《中国作家》杂志在应对各种事务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马家军调查》之后，读者更期待有更多好作品出现。何建明负责杂志的经营和发行市场工作，更明白“抓住时机”的实质意义。

    彼时，他们又拿到了老鬼的一部长篇《血色黄昏》。这部作品使《中国作家》发行量达5万余份。为了走市场，更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血色黄昏》，虽与作者素不相识，何建明为了推广这部作品不遗余力，流了不少汗水。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何建明对一本纯文学杂志如何走向市场有了自己的主张：原来的拼盘式组稿需要改进——整本推出一部或两部大作品，读者更愿意接受和喜欢。这是反常规的文学杂志操作，却成功地经受住了市场和读者的双重检验。

    如果说赵瑜和老鬼打响了《中国作家》翻身仗的前两炮，那么第三炮是由何建明自己的《落泪是金》点燃的。

    正当何建明和编辑部同仁为杂志接下来的影响力发愁的时候，他接受了一项任务：团中央李克强书记正在主持一项调查大学贫困生问题的工作，具体实施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团中央学校部的邓勇部长。他们希望何建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中国大学贫困生问题作一调查，并通过作品来呼唤社会对贫困生问题的关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何建明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40多所大学、采访人员达380多位。

    《落泪是金》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发行量超过20万份，一百多家报刊转载、连载。同时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教育的热议，有关部门之后推出“绿色通道”、“救助政策”、“西部行动计划”等等，许多对贫困大学生救助的国家政策出台皆缘于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团中央收到捐助贫困生的善款达到3000多万元。

    这三篇作品之后，何建明发现，文学期刊的出版足以闯出一条新路。改变程式，跟市场接轨，这条经验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如果只抓重头稿件，做不到编辑和市场衔接，也不会取得成功。1999年，担任《中国作家》副主编的何建明，与杨匡满、杨志广一起策划了《中国作家》由双月刊改成月刊，成为《当代》《收获》《十月》等率先由双月刊转变为月刊的大型刊物，从慢节奏走上了快轨道 。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作家》也在转变理念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2004年，已主持《中国作家》工作并出任主编的何建明，再度发力，将《中国作家》变身为一月两刊，一本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一本是以纪实文学为主，同时设置中国作家鄂尔多斯奖等文学奖项。《中国作家》的成功变身，为何建明的出版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即一是杂志本身要有份量的作品，二是通过社会资金支撑杂志生存。

    2008年，何建明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经常清晨四点多就去出版社上班，那时出版社的大门还是紧闭的，他只得敲醒保安来开门。通常是，当出版社编辑九点钟上班时，他已工作了至少四个小时。编辑们说，何社长身上有一种魄力，他能调动起所有人的积极性，论证会、选题会、作者会，整个出版社焕发出勃勃生机。从纯文学到畅销书，何建明“一锤定音”的背后，是他对作品和市场胸有成竹的把握。

    一个书名就是一个品牌，封面就是一个人的长相，作品开头就是作家素养的表达。何建明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这与他当作家的创作思维有关。注意情节在运作图书出版中，就是对细节的关注。编辑能够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思想，作品的运作和策划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所以，当一本图书到编辑手中的时候，不单是文字内容的把关，更要研究、思考作品。从选题、封面、标题到设计、广告、策划，何建明要求每一位编辑努力将作品的精神价值研究透，让发行人明白图书作为产品的特性。“不但要充分理解作品，更要把图书最闪光的东西挖掘出来，把读者的阅读情绪和市场结合起来。”这大概是作为作家的何建明对图书的独特认知。他把这个理念传达给同道者时，自然得到作家和编辑们的拥护。

    2009年，贾平凹的《废都》在解禁17后重新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不炒作！不单独为出《废都》而出《废都》”，这是何建明把握的原则，也是出版贾平凹作品的运营方案。他和几位主力编辑一起认真研究了《废都》的出版方式，将贾平凹在作家社出版的《秦腔》（获茅盾文学奖）和《浮躁》三部代表作一起推出。半年时间，《废都》发行量近30万册。

    今年5月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去世，引起读者对作家的怀念与关注。早在6年前，时任社长的何建明拍板决定出版《失乐园》中文全译本，并和渡边淳一签定10本书的合约。《失乐园》出版时，书中首次增加3万字性描写的内容。而《废都》的重版，对作品中“□□□”的认识也曾经过讨论。“我没想过重版《废都》、《失乐园》的风险，文学中的情和色很重要，能反映真人性。贾平凹、渡边淳一对情色作品的把握能力很高，今天的读者也有这个承受能力。”何建明认为，作为一家大品牌的出版社，作家要承载的是时代的主流文化，提供给读者健康的、先进的文化远胜过靠低俗的作品与市场迎合。

    而作家张炜的《你在高原》交到作家出版社之前，已在几家出版社之间辗转。出于对作家的了解和信任，何建明没等看完作品全卷，就果断决定出版十卷本《你在高原》。

    《你在高原》起印5万册。怎么将这些作品有效地推向读者和市场，何建明直接参与了策划发行。《你在高原》2010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前，就已经发行一万套；在第一时间得知该书获得茅奖的消息后，何建明立即启动宣传和发行方案，《你在高原》的发行量迅速飙升，至2011年底，超过５０万册。更值得一提的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目前销售已达700多万册。

    出版物的发行业绩绝非偶然，首先源于其自身的品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作家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使作为出版人的何建明对于产品的深入理解。两者的身份结合，是文化产品最有效的境界。何建明说，如果不是因为作家的身份，他当社长时也许对作品的价值认识不足，也不会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之所以5年内达到700万的发行量，与最初编辑的伯乐之功分不开，更与当时何建明发现作品的与众不同而决定出版密不可分。“一是要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同时，要着眼于提升读者的素质，履行出版人的责任。正是基于对目前中国家庭对孩子教育普遍高度重视的了解，我们策划、出版了具有相当指导意义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尽管经济发展带来浮泛之风、快餐文化蔓延，但是，毕竟有一部分读者渴望有品质的阅读和有品质的出版物，坚定了我们的出版信心。”何建明认为，在文学处于低谷阶段的当代，要想重建文学价值，需要作者、出版者、读者、出版管理部门共同努力，托起文学的高原。

    策划《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时候，究竟能做到什么份上，谁的心里也没底。然而市场很快有了反馈，半年时间，首批10部销售10万多册。认准品质之后，需要相当的执行力，这是出版家的魄力，更是出版家的胆识。

    “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在呼唤大作品。什么是大作品？大作品不仅仅只是文字的数量，文字的数量和文字的质量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就大作品。”推出《你在高原》时，何建明说过的这番话，其实是他一贯的出版理念。

    初到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发现出版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经典作品的版权。他设计了《共和国作家文库》，使得作家出版社拥有了巨大的版权资源。如何把“人有我有”变成“人有我优”？何建明在《共和国作家文库》高端设计上下足了功夫，终于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推出《共和国作家文库》100多部，这在文学史上前所未有；集中、系统地出版大型文学批评与研究书系《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书系》16部，在出版界也是闻所未闻。

    “如果没有文学价值取向的选择，谁都不敢出版《共和国作家文库》，因为投资太大，要1000多万元，在没有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何建明说，当时出这套书是准备赔钱的，结果书出来后不仅国家领导认可，也得到市场的认可，两年内发行量超百万册。而历数近几年比较火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大约有1/3改编自作家社出版的原创作品，比如《闯关东》、《走西口》、《延安爱情》等，尤其是根据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009年开始，何建明既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同时兼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管委会主任，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国作协的报刊社出版与管理工作，出版仍然是他的主要工作。

    2011年，何建明再成出版界的推手，即主持创作出版梳理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大型丛书。

    中国作协书记李冰同志把中央领导意见转达给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一点：历史文化名人写得很多了，主人公在我们心目当中已经是历史的丰碑，而且人人皆知，我们再去创作，到底能不能超越前人，不光是对作家，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面临同样的考验。

    何建明也深深地知道，丛书传主的人生，写照着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人物传记以其特有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更容易为人接受，丛书的出版具有普及中华文化的意义。可是这套书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他不去想太多，只记得把这一工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他和编委会成员商议决定：丛书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将120位最杰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名人呈现于世。

    从出版角度说，这套丛书属于国家工程，作家出版社从未有过一百几十部的原创作品。这次动员了100多位作家，也是中国作协从未有过的大工程。为做到人物真实性、完整性、文学性的统一，中国作协特别成立史学专家组和文学专家组对作品进行审阅。 

    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出版社来说，这项工程都极具挑战意义。传记作者们申领到《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是极大的荣幸，更是巨大的挑战，有的传主历史文献材料很少，需要去查阅大量的文献材料，甚至多次进行实地走访，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性。2013年底，“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首批10部出版。

    首批面世的10部作品是：王充闾《逍遥游——庄子传》、王兆军《书圣之道——王羲之传》、郭启宏《千秋词主——李煜传》、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杜书瀛《戏看人间——李渔传》、陈益《心同山河——顾炎武传》、陈世旭《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周汝昌《泣血红楼——曹雪芹传》、何香久《旷代大儒——纪晓岚传》、徐刚《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不到半年，发行总数已近10万册。专家组对首批10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史学家党圣元评价陈世旭著《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章法老道，笔致细腻，文史兼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朗隽的线条勾勒刻画出传主的风采神姿。神秘的历史烟云，传主独有的性格魅力跃然纸上。”

    在这篇文章即将划上句号时，我在何建明的博客上发现他的新诗《为什么我还有梦……》。

    呵，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的我还有梦

    是的，我想重新回到儿时的水塘去游泳

    我想生吃口滴着露水的甜瓜和桑果

    我想吸一口无毒的空气

    我想晒一天明媚的阳光

    我、我想安静地在马路边的小树下看书

    我——我想死了不用到火葬场拥挤和排队

    ……

    呵，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的我还有梦

    因为我惦记大海里被人偷盗的宝岛

    住着的楼房不知哪天将倾倒

    劣质的天然气管何时会爆炸

    孩子读的书还有没有用

    存折上的养老金到底能不能算数

    边疆来的恐怖分子是否已悄悄来了

    ……

    呵，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的我还有梦

    是因为我想让丰富的生活里多一份平安

    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和真诚

    让自己的国家在强盗和霸权面前硬起来

    让中华民族的辉煌史更加浩瀚灿烂

    让可爱的家园长满鲜花和绿苔

    让、让我的儿孙不骂我们是无用的一代

    ……

    十年前，何建明曾接受读书报采访，说自己是一个“热爱新闻、喜欢表达，又是个忧国忧民有责任感的热血沸腾的文学老青年”。十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个热血贲张的“文学老青年”，依然忙里偷闲写下充满激情的诗句。无论创作还是出版，“责任”是他作品的主题。他认为，文学是需要引领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写负面的作品容易，却也导致一些文学作品传达中国落后的声音。“但是不能以为那些是中国的主流。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传达正面的声音。”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认为何建明是共产党的“吹鼓手”。何建明为此感到有些无奈，有时也会无法真正摆脱内心的痛苦和孤独。“但我不后悔。从普通作家写到劳动模范，回头一看，似乎我什么都没有。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到底以什么方式走？怎么看问题所在？我在问自己，也在问文学。”那些质疑的声音，是不会聆听写作者的内心的，“我们承担着写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再看不到村庄可以建设得这么美好，再不证明中国的希望，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何以实现？”何建明说，文学作品在圈子里的价值和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无论出版还是创作，需要经常考虑我们的立场和方向，要倡导有希望、有力量的方向。

    “中国的出版家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他们肩负特殊使命。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个体追求去写作。然而出版家不同，你必须去选择好的、健康的、有益的作品，而且你应当尽心尽力地帮助作者完成最后的程序——即从粗糙的作品坯形，到真正的艺术品的全部转化过程；再便是向读者和社会提供好的、优秀的文化产品。出版人不是简单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而应当是精神产品的建设者和创造者及宣传者的结合体。好的出版人应当就是一个好作家，因为所有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关切与重视。”这也许只有像何建明这样一个既是作家又是一个出版家的人才能说出的话。兴许这也是他的另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