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玲北梅”之我见

    一

    “南玲北梅”之说初次见诸文字的，是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载《追求》1987年第4期），其中谓：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最早质疑“南玲北梅”一说的，是徐迺翔的《梅娘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徐文在表明“‘南玲北梅’之说已无从考证”之后，继而提出将二者并置论述的可能性：“不过，梅娘那质朴而清隽的创作风格，恰也与同时代的张爱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随后，张泉在他的《华北沦陷区文学中的史事辨证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指出：张爱玲文学生涯的辉煌期是1943~1945年，1942年尚不具备评选“南玲北梅”的起码条件。大概因为这两篇文章都刊发在学术期刊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2005年同心出版社出版《梅娘近作及书简》之后不久，止庵撰文《关于“南玲北梅”》（《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日），用多种证据明辨此说的不实之处，文章写得理致密察，成为郝啸野、陈福康和谢其章等人持论的源头和基础。“南玲北梅”说一度成为媒体小范围讨论的焦点。

    在笔者看来，围绕“南玲北梅”之说如果有再生意义，有如下两条路径可探寻：其一，继续下工夫考证历史资料；其二，考虑它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张泉推出两篇文章：《“南玲北梅”辨析》（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3日）、《构建沦陷区文学记忆的方法——以女作家梅娘的当代境遇为中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他以为，“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从张爱玲、梅娘二位女作家的作品当时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定位来看，此说基本上没有离谱。比如，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华夏出版社，1998、2000），收入了爵青、梅娘、袁犀、关永吉、张爱玲、予且六位沦陷区作家的专集，其中，只有梅娘、张爱玲是女性。”张泉还指出：谢其章反复提及的郝啸野一文有关臧式毅、叶兵的订正精确、翔实，但是郝文本身也难完全避免史实差错。进一步而言，梅娘的回忆和记述文字中的确存在差错，但对差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差错本身不应该成为判定价值取向的依据，作家的文艺创作毕竟不是学者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他承认“南玲北梅”说的现实意义。

    而上海沦陷时期著名作家柯灵与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柯灵于1997年8月16日在为《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另据“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张均于2014年5月7日《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披露：诗人邵燕祥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说，梅娘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曾有依循“南玲北梅”一说去寻找她们作品的经历。

    我举这两个例子，并非是为了证明“南玲北梅”的说法早在沦陷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就学术规范性而言，这两个例子的时间点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不足以成为证据。但是她们的同时代人能够欣然接受并认可这一说法，自有其道理。

    笔者近期刚刚完成《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的整理工作，据统计，在目前26篇专论梅娘的硕士论文中，有4篇直接以“南玲北梅”为题；在近200篇评论及学术文章中，以“南玲北梅”为题进行论述的近20篇左右，而其他大量的评论及学术论文在运用比较研究的视角时，也往往将这两位作家并置论述。这表明：尽管“南玲北梅”说的出身、来历颇为可疑，但它却以不可挡之势，越来越被治现代文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引用、接受并阐释，成为学界观察日本殖民时期南北沦陷区女性创作异同的有趣而且有效的视角。即便此说沦陷时期不存在，但是现代人反观和叙述历史，鉴于二人在南北沦陷区的地位、出身、经历和写作风格，将其并置论述，以廓清沦陷时期不同地域女性创作的特质，我以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故而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

    然而在媒体上，“南玲北梅”之说则呈愈演愈烈的态势，竟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谢其章。他关注梅娘久矣。近有刊于《东方早报》的《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上）、（下）（5月11日、18日）；在此之前，他还写过《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载其2012年的大著《玲珑文抄》）；再往前，就是刊载于《藏书家》第十二辑、第十五辑的《拨开迷雾说〈杂志〉》和《我本无心做“张迷”》两篇文章。载于《藏书家》的这两篇文章涉及梅娘的文字只是沿袭他人旧说，没必要在此赘述。不过依然要指出的是：谢文多处提到的马德增书店，并非仅如他所说，“只是东安市场旧书铺里的一家小书铺”。这家个体书店致力于经营新书，尽管规模小，但是从北京沦陷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初期一直都在从事文学文化类书籍的出版活动。台湾寓京著名作家钟理和生前唯一结集出版的著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夹竹桃》就由马德增书店出版，谢人堡、雷妍等北京沦陷区重要作家的作品也选择在此刊行。张泉还通过官办周刊《中华周报》曾刊登的启事，寻找到其官方背景的可能性，启事称：“本报直接订阅现均由华北出版配给会北京支部（王府井大街64号马德增书店）直接办理”（1945年3月25日）。一方面，马德增书店是否做过或者宣称做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跟它的“书铺”身份无关；另一方面，梅娘能记住一个不错的书店的名字属于正常，但谢先生就此而推断“这个位于东安市场里的书店经常代销梅娘的书，常与梅娘打交道”，一是不知其根据何在，二是不知其用意何在。

    其次，谢其章在《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中根据陈放提及的“青年女导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长女”，就推断“由于柳青与陈放是同行，所以陈放才能知道有个梅娘‘大隐于市’，所以陈放才可能采访单小燕和梅娘这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实际上有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电影），所以有知情人称，柳青也参与了‘南玲北梅’的出笼”；谢先生还从网上搜到陈放的生平及创作，以此证明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的陈放跟柳青有关联。而他没有搜到的是：陈放原本就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与梅娘同事，他们成为忘年好友，根本不需要柳青作介绍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柳青“文革”后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1980年代初任职于中国新闻社。据笔者所知，其时柳青既不知晓张爱玲的文学声名（在1980年代，就是很多著名作家都不知道张爱玲的存在，何况文学圈外的柳青？！），对母亲梅娘的文学世界亦很陌生（当然这也与梅娘平日里不跟女儿谈自己的过去有关），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她与其他读者一样，是在读了陈放的文章之后，才对她们过往的文学世界有所了解的。谢先生这种毫无依据的推断不仅是对柳青的极大伤害，也是对那段本已暧昧的历史的进一步歪曲和抹黑，不知道他意在何为。柳青1989年赴美，不久嫁给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房地产的北美商人卢堡。在先后拿到加拿大绿卡和公民证之后，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柳青夫妇经常在加、美两居住地间往返。柳青为了弥补对母亲的亏欠，经常把梅娘接到身边；梅娘当时的护照签证可以在十年内多次往返探亲，她说自己1995年初夏寓居美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收录的仅是梅娘大量书信中极少的一部分（计划将于明年出版的《梅娘全集》将会单列“书信集”），仅仅读了几封书信，就开始质疑梅娘逗留美国的事实，是不是太轻率？他又进一步言：有逗留美国的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国领空掠过”，语气也显得极为轻佻。

    谢文列举了一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声称如果“全部摆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联，‘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如果谢先生是本着学术精神来澄清一段糊涂的历史的话，那么笔者必须指出，学术研究要求使用的材料不能是“唾手可得的材料”，必须是尽可能搜集全部的先行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有效地分析，继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谢先生所列的学术论文相当有限。此外，谢文除了孜孜于阐释陈放那两篇文章在刊载形式上的变化，提到张泉在文章引用方面的出入，对其他材料基本不做分析，似乎在他看来，那些少得可怜的材料摆在那里就能成为证据，这显然有违学术精神。我想就谢先生在资料选取和分析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比如，谢文所列举的《从“南玲北梅”说起》一文因为刊载于《人民日报》，作者又是该报的记者，故而在质疑“南玲北梅”一说时被视为权威，屡屡被引用。然而在笔者看来，该文质疑“南玲北梅”所引用的无非是止庵的观点，并无新材料，刘琼想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出版社竟然出了当年获得日伪殖民当局设立的文学奖的人的书，而且这个人的丈夫当年供职于日伪报纸《武德报》报社，这种出版行为岂不是对民族历史大义的挑战？！

    不可否认，日本殖民当局召开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初衷是服务于“大东亚圣战”，推行“国策文学”。然而悖论的是：那些获得“大东亚文学奖”的作品基本上是疏离日本殖民政治的，其中甚至不乏民族反抗意识的作品。梅娘的那两部获奖作品当然也没有任何迎合日本殖民当局的意图和言论。这一方面与沦陷区作家“心理抵抗”的社会环境有关，因而通过追求纯文学来谋得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积累和征服过程，而文化殖民也并非总是以强势文化摧毁弱势文化的方式运作的——这恰是驳杂的殖民情境的反映。梅娘的丈夫柳龙光的确供职过隶属于日本当局的报社，但仅因此就有理由剥夺几十年后梅娘的著作出版权吗？在没有对柳龙光作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其作政治评判，并且拒绝出版与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逐步深化的今日，这种视野与株连心理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与“反右”和“文革时期”看待沦陷区文学的视野并无二致。

    作者刘琼还说：“根据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解释，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行为”。而笔者查阅整本书，发现梅娘的相关论述是：“得这个奖的同时，我就意识到这将是个走不完的怪圈，我不知道我将怎样去向爱我的读者说清楚，这毕竟是日帝文学报国会操纵下的产物。”（第24页）“《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第169页）梅娘根本没有说过“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之类的蠢话，只能说，这是作者刘琼的臆测。

    谢文说：“近年来相继有《华北伪政权史稿》（2007）《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2012）《伪满洲国文学》（2001）《汪伪政权全史》（2006）等专著面世，里面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证郝啸野的观点”。这句话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既然说是“相继”出版，那应该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列举书目，正确的顺序是《伪满洲国文学》（2001）《汪伪政权全史》（2006）《华北伪政权史稿》（2007）《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2012）。另一方面，只列举书目，以“大量”、“完全”等模糊字眼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是学术的态度。作者应该做的，是一一列举其中的证据，来一一佐证郝啸野的所有观点，而不是列举一大堆书目摆在那里。

    谢文谓：“‘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绽是‘联合发起’这四个字，也就是郝啸野文章所说：‘当时北平和上海两地的文化界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日寇对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占领区，一直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沪两地的书店联手开展读者的问卷调查活动了。”事实上，尽管各占领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文化界并非处于互不来往的隔绝状态。以“满洲国”与华北为例。1941年日伪当局在“满洲国”实施的《艺文指导要纲》之后，“满洲国”文学生态环境恶化，作家纷纷出逃到北京，结成北京文坛上的满洲帮。寓居北京的东北作家利用各自的人脉，拉拢东北友人在华北报刊上发表作品。如北京的《中国文艺》刊载满洲作家作品；华北作家协会推出“华北满洲交换作品特辑”，等等，“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也辟出关于华北信息的版面。1943年10月下旬，京、沪沦陷区的文化官员曾商议建立南北方统一的文学团体事宜。殖民模式的差异反而造成了人员的流动与文化的流转，从而丰富了沦陷区文学的样态。

    谢文说“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又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误解。梅娘的确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小说《蟹》也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不过作者贴出的是梅娘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的照片，并非领奖的照片。梅娘获奖与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是两件事，并不矛盾。她当时是否亲自领奖，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佐证；能够证明的是：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依据是：《中华周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1945年4月8日）

    二

    有人以为梅娘是为了攀附张爱玲才制造了此说，但是别忘了，梅娘还曾谦卑地说过：“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

    “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张腔”语言，看她在字眼、词语、修辞诸方面的异调别声，以及她那独特的叙事哲学，其惊艳效果的确非梅娘所能匹敌。然而这不足以成为评判一个作家价值的全部。梅娘漫长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演变，而她长达77年的写作生涯也纪录了中国的政权更迭和家国灾难。作为最富文名的北方沦陷区作家，梅娘的创作反映出了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思想。透过梅娘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日本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探寻到梅娘及其同时代人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挣扎和纠结，而且透过文学文本能够洞察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某种历史构造。日本学者岸阳子曾指出：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梅娘明智地认准了自己想说的是什么？”“现在能说的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地倾诉了。可以说她的作品通过对比“爱国抗日”更深层次的人类存在根源的凝视，获得了不朽的价值。（岸阳子：《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赵晖译，载《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梅娘的这种文学特质也正是她在文学研究中不断被经典化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梅娘研究看似涉及的议题广泛，但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主题趋同；梅娘年谱、梅娘著译系年、梅娘研究目录等基础性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目前连一部像样的传记作品都没有。而这些都是我们治沦陷区文学者迫在眉睫的工作。

    谢先生开篇就说：“‘南玲北梅’算是个半老不新的话题，现在重提，我也觉得没啥意思了”。我则相信，随着梅娘研究和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在学术领域，“南玲北梅”仍然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话题。只是如果反复纠缠于具体历史事件的某一枝节，将很难获得开阔的宏观视野。谢文貌似有材料、有观点，但使用资料相当随意，对现有的学术观点没有分析和吸纳，展开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与深入问题的路径都有问题。这也是我拜读谢文之后，感觉他无法摆脱“南玲北梅”一说给他带来的重复的困境的原因所在。而谢文的影响之大、流弊之广，也是让我深感在媒体与学术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我写作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让人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心态来观察沦陷区作家和历史，来平复一下弥漫在心中的戾气；而写完之后，我则心生无力感。然而无力又如何？还是抱着绝望的心情努力地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