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的学术失误》读后琐语

    黄朴民先生《大学者的学术失误》（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9日）一文， 对林损、童书业、胡怀琛、金祖同、郭沫若、梁启超、胡适、陈序经等十多位著名学者的种种学术失误，作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对造成学术失误的主要原因，精辟地归结为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该文视野开阔，搜罗宏富，立论精当，说理透彻，富有启迪意义，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相信它的发表，对于避免学术失范，引领学术风气，净化学术环境，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该文似乎也存在一些缺点或不足，特在这里提出来向黄朴民先生请教。

    黄先生在文章的开头明确表示，他要“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这种为文原则很好，值得提倡，可惜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比如，他对别的多位学者的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唯独对曲解《诗经·陈风》的“一位著名学者”，却只是左一个“这位先生”，右一个“这位先生”，始终不肯对他指名道姓。为什么要对“这位先生”特别“照顾”？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是否有欠公允？是否有违“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承诺？那么，这位肆意曲解《诗经·陈风》的“著名学者”究竟是何方神圣？笔者前些年曾读过徐应佩、周溶泉《古典诗词欣赏艺术》一书，据该书披露，对《诗经·陈风》曲加解说的那位“著名学者”，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高亨先生。高亨先生在《诗经引论》一文中说过：“《陈风·月出》篇据我的理解便是反映领主杀害农民的一件事实。这一篇抒写在月色惨白的杀人场，一位英俊的农民，身披五花大绑，被领主杀死了，尸身被领主焚烧了，这时枝干盘曲的老橡树，在怒吼，在颤摇，作者的心灵在忧愁，在跳动，在悲痛。这是凄惨壮烈的一幕悲剧。”（见《文史哲》1956年第5期）接着，他又在（《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见《文史哲》1956年第9期）中，进一步从文字学的角度申述了上文如此解说《陈风·月出》篇的理由。对于这件学术史上的公案，既然早已有人公之于世，黄朴民先生又何必吞吞吐吐为之遮掩呢？黄先生在文章中告诉人们，山东大学是他的母校。而据《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介绍，高亨先生1953年至1967年曾在山东大学任教授。这，大概就是黄先生不便在文章中点出高亨先生大名的原因吧！

    此外，黄朴民先生在文章中提到：“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按：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与历史真相颇有出入。为了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很有必要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是非。被鲁迅先生骂作“才子加流氓”的人究竟是谁？鲁迅研究专家房向东在《庸俗、三闲、“才子加流氓”》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说：“《二心集》里鲁迅名文《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才子+流氓’，郭沫若一直以为鲁迅是骂他，鲁迅研究界也一直以为是骂郭沫若的。实际上，这是郭沫若替成仿吾受过。我以为，虽然总体而言，鲁迅事实上认为创造社的不少人有‘才子+流氓’的习气，但具体所指，却只有成仿吾可以对号入座。”问题是“既然郭沫若自己都招认了，这又不是审理案件，别人也就不再细究了，从此，‘才子+流氓＝郭沫若’，就讹传为众所周知的鲁迅批评郭沫若的话了。”“据马蹄疾考证，这是一种误解，‘冤枉了鲁迅五十多年’”（《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房向东的上述论断应该是可信的。此外，杨里昴、彭国梁主编的《鲁迅评点中国作家》（岳麓书社）一书，也把包含有“才子+流氓”著名论断的那段文字，列在“成仿吾”条目下。显然，该书的主编者也认为，“才子+流氓”说的是成仿吾而不是郭沫若。

    当然，以上这些缺点，对于《大学者的学术失误》一文来说，只是白璧中之微瑕而已。批评是学术的生命，是追求真理、创造新知的必要环节，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我们不揣冒昧对黄先生文章中的某些缺点提出批评，同黄先生对那些大学者的学术失误提出批评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学术的创新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