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等。
我们这批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小学三年级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比较特殊的年代里,真正可读的东西很少。除了《金光大道》和样板戏这些和那个时代同步的作品,很多书都不让看。好在家里面还有一些书,我最早看的是典籍文化类的书,比较老的像《西游记》、《三国》、《水浒传》,《红楼梦》读得晚一点,是到了上中学以后。
那个时候的阅读分两个层面,一是外部的意识形态的教化,一是私下的文学阅读。但是真正让我们天性得到教化,从文化上得到启蒙的,还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四书五经那时正好是被批评的对象,但是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释道这种生存的人生的道理,也内化在文学经典中。当时只是把它们当作故事去看,但也会从中去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这就是后来让我们成为学者的最根基性的东西。
对我后来思维速度和逻辑辨识能力影响特别大的是像《福尔摩斯探案记》、《基督山伯爵》这样的作品。我把所有的故事都背下来,到广场上给小伙伴讲,这个过程里,我发现它虽然只是文学作品,但欧洲那种分析问题的方式、思路,一环扣一环的逻辑,在其中都体现出来了。当然,阅读让自己思想上能够开悟的东西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了,那时候我已经去当兵,在部队里遇到一些好朋友,大家传看一些西方的经典小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法国几本很有名的小说,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等。我们当时外部受到的教育是阶级敌人是坏蛋,革命者是好人,那个世界是一个黑白非常分明的简单世界,可是你看冉·阿让这个人物,才知道人性是多么的丰富复杂。
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从功利性的知识教化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个性,一种非功利的存在的感觉,对民族本身身份的认同,对历史命运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责任感。应该让我们家长了解,孩子的阅读应该从经典开始,不一定要读非常多,让他们在读感性的作品的过程当中接触经典、接触音乐、接触艺术,从而产生敬畏感,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