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学科分支与研究问题愈发细化的时代。在此种情形下，任何一部对特定学科之特定理论进行批判性回溯及展望的学术著作，其作者必须具备对其所在学科(或所在领域)的与时俱进的、整体性的把握;而作者本身在达到具备这一把握的水平之前，乃必须已对该领域某特定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毫无疑问，夏皮罗教授满足了上述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这本书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有关民主理论不可忽视的文献。

    夏皮罗在书中所讨论的理论是有美感的，但遗憾的是，中文语境下长期以来人为造成的“理论”这一词汇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使得几代学人无法完整理解与欣赏纯粹科学研究中的“理论”的美感。应该说，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科学研究，其各个领域的理论都具有可简约性、归因逻辑性、可证伪性以及适用有限性等特征;同时，理论无法脱离实践而单独存在，理论被提炼以及被提出的功能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不过，这个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传入中文语境的舶来品，至今尚未被全面理解。或许，作为近代化的另一产物，没有哪个社会比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更加频繁的使用着“理论”一词，我们甚至有一个专门进行理论创作和阐释的“理论界”;然而，除了从这些被创作和被阐释的理论中获得一头雾水以外，我们仍无法理解、更无法欣赏理论应有的美感。其实，理论的美感既在于其简约，更在于其是不完美的(即可证伪性及适用有限性)。科学不是真理，它之所以吸引人，乃是因为它总是错的。夏皮罗笔下的民主理论的现状，既包括规范性研究也包括实证性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真实体现了社会科学中理论的美感。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们对民主的实践远远早于有关民主的理论而出现，然而，民主理论的发展(基于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却远远领先于人们的实践。一般来讲，对民主的理解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把民主权且当作一种解决冲突和问题的临时性手段，第二层级将民主视为一种稳定的、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第三层级则把民主理解为一种个人的品质并进而聚合为一种集体的信念。人性中的善使得民主实践成为可能，而人性中的恶使得民主体制成为必需品。在夏皮罗看来，正是对人性中基于理性的、共同的善(common good)之追求，形成了当今有关民主理论的规范性研究之两大传统——“聚合式(gregative)”传统与“协商式”(delibera-tive)传统。双方争论点在于，前者强调对既定偏好进行运算式的累加(与删减)以达到去恶存善之目的，后者侧重于超越团体中的各种不同意见以尽最大可能使所有人都向善的方向而前进。形象一点来讲，持聚合式民主观的人士以较为缺乏人情味的态度，对所有人的特定偏好进行加减法运算(并且不认为上述偏好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改进)，而持协商民主观者则试图在所有人中进行最大公约数运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者指出:“有关协商民主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聚合式民主研究的不满而产生的一种回应。”这就说明，上述两种民主理论传统存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并且，二者对民主的功能性理解亦存在准正反命题式的逻辑关系。不过，作者似乎并未更进一步指出，此两种民主理论传统是否建立在对人性的不同认知之上。但从作者行文中不难看出，聚合式民主传统的政治理论家们时时刻刻在警惕民主政治这一常态与暴民政治这一变态之间的可转化性，而这一担忧之伦理学基础无疑是“认为多数人有可能以牺牲少数人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而在后来的政治理论家看来，民主制度正是为了抑制人性中的恶的扩散而建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聚合式民主传统或可被理解为“防御式”传统，而相应的，那种认为人们之间的分歧(他人眼中之恶)可以通过协商方式使之最小化的协商式民主传统，或可被理解为“进取式”传统。虽然夏皮罗是一位以研究规范性政治理论闻名于世的学者，但他对民主理论的考察显然并未囿于规范性民主理论研究这一分领域。在本书第四章，夏皮罗深入回顾和讨论了有关民主转型与巩固这一经典问题的理论解释。然而，通过夏皮罗的论述，人们似乎并不能认定，那些实证性研究足以证明民主制度的巩固与人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个人品质及集体信念的理解之间有着某种因果联系(甚至是相关性)。促使一个社会发生以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政体转型的因素，或许仅仅是因为人们期待在转型后的制度安排下，其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和保障，或许是该社会从传统走上现代化的副产品，或许是某个特定社会阶级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力，不一而足。有学者曾提出过“从长远来看协商式民主更为可行”，但在实践中，人们并未发现通过协商途径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和社会其民主制度比他处的更健康、更稳定、更巩固。的确，协商式的民主理论更注重对团体中善的挖掘、保护及发扬，然而，若想首先实现民主制度的确立，或许惩恶比扬善更具现实与逻辑上的双重迫切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学术界中有关民主的规范性研究的繁荣与进步，与对民主制度实现与存续的实证性研究的蓬勃发展，有着正相关之联系，虽然前者关心的是民主的应然性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民主的实然性问题。大量实证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民主实现、民主崩溃、民主巩固、民主运转等客观政治实践的理解，既促进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又使得民主理论可以摆脱仅限于概念讨论和范畴演绎的有限境地。反观中文学术界，不得不说，对民主问题的规范性研究引起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之兴趣，但这与对民主的实证性研究的大面积缺位，形成了十分不相称的现象。于此相应的是中文学术界中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式微与落后，关于此，笔者较认同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杨光斌教授的判断，即一个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应与该国实际的国际地位有相应的契合度。

    通过本书，夏皮罗实际上告诉人们了以下几点:第一，在规范性研究中，聚合式民主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理论存在逻辑(与时间)上的前后顺序，换言之，协商式民主理论是对已有的(或已运作的)依聚合式理论构建的民主制度的反思而产生。第二，在实证性研究中，相关理论指出民主转型与巩固所需要的条件是复杂的、多样的，但民主制度的确立却是考察民主制度所具备功能及带来影响的前提。几年前，协商民主理论曾在中国学界引起过广泛关注，对于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本书或许能触发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