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盐谷温

    （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议论，几乎与该书的出版同步出现，在1924、1926年女师大风潮和厦大国学院风潮中都有体现。关于此事，陈源的表述是“窃贼”、“抄袭”、“整大本的（摽）﹝剽﹞窃”，顾颉刚的表述是“蓝本”、“剿袭”、“抄了”，鲁迅自己的表述是“流言”、“阴险”、“参考书”，胡适的表述是“万分冤枉”、“洗刷明白”。

    学界对此的反响始终未息，略举数例，则有：周国伟维持“写作的参考书”说；符杰祥“捕风捉影，无稽之谈”并维持“流言”说；钟扬“不可轻信指责”与“抹不掉的遗憾”说；黄霖、顾越“直接借鉴”说；苗怀明“合理借鉴”说；陈平原“根本谈不上可供抄袭”说；章培恒认为顾颉刚“诬蔑”、“诬陷”说；桑兵“顾颉刚不会是始作俑者”说；鲍国华“顾颉刚‘抄袭’之论，看似凿凿，实出于误断”说；伊人“顾氏确也有做得不够地道的地方”、“也算不上如何大不了的事”说；李有智“顾颉刚的行为殊难理解”说；魏邦良“顾颉刚的‘阴险’讳莫如深”说；孙玉详“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王晓清“‘抄袭’说法的始作俑者只能是张凤举”说；曹震“公案风波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乃是鲁迅翁自己”说；纪维周“鲁迅获得了胜利”说；邱焕星“有据可查认为鲁迅‘抄袭’盐谷温的至少有四人”说；巫马期引用日本伊藤漱平“应该承认袭用了大系图”、“完全剽窃……毫无踪影”、“压根儿没提什么‘剽窃’之嫌”说；谢崇宁“同为先驱”、“各有侧重和选择”说；宋立民、陈雍“彼时的学术规范与时下有所不同，未一一注明出处有时代的原因”说。

    以上探讨大致将“蓝本事件”的原告由陈源转移到顾颉刚身上，而回护鲁迅的学者一方面援引鲁迅自己的申辩，批评顾颉刚之不实，另一方面开始掰开揉碎地讨论抄袭与借鉴的界限，其中比较突出的则是直接援引日本方面的信息作为证词。

    如江小蕙提出，“没有听到盐谷温说鲁迅窃取”，“反倒是日本学者因宫原民平《支那戏曲小说史概说》援引鲁迅，序言中却毫未提及而向鲁迅致歉”。

    吴俊认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并作为大学教材，这一事实“证明和维护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独创性”。

    朱正反问道：鲁迅与盐谷温“如果当真像陈西滢所恶意污蔑的那样，他们两人，在学术上，一个是剽窃者，一个是被剽窃者，他们之间难道能够建立起这样友好往来的关系吗？”  

    这三家之说，表面堂堂皇皇，其实经不起推敲。无论盐谷温本人是否说过抄袭，或鲁迅之书是否有日译本，或鲁迅与盐谷温是否建立友谊，都与抄袭或不抄袭的事实没有必然关系。

    （二）

    鲁迅与盐谷温的交往不等于默认鲁迅的撰著合乎规范。换言之，有译本、有友谊，也无妨于抄袭。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状告侵权者，胜诉所得的赔偿，就一本小说史的著作而言，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追究。而在著作权诉讼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利益。假使盐谷温以为有人替他弘经传法，他这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就会欢迎翻印，而不是千里必究。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其利益最大化。

    1991年，植田渥雄对于《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对比分析可能是日本学者中最细腻的一例，其研究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植田明确指出：“周氏著作的一部分，却又是取之于盐谷温的《讲话》的。例如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大都取于《讲话》第六章第一节的‘神话传说’。引文上的共同之处尤其多。”他列举了9处引文，认为“几乎是字字句句都完全一样”。以下又引鲁迅《不是信》，认为“由此看来，周氏虽然主张自著的独创性，他自己也承认至少在《史略》的第二篇，即‘神话与传说’，确实是根据于盐谷氏的著作的”。

    如果玩弄字眼，我们尽可以说，植田并没有说出“抄袭”的结论，然而“取之于”、“根据于”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韩石山解读“根据”就是“抄袭”，但也不轻易说出“抄袭”二字，思路与植田渥雄一致。其言曰：“说‘整本’的抄袭，当然是陈西滢错了，连鲁迅也承认自己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就可证明陈西滢并没有全错。”

    而周骏章的考虑就更有意思了。周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老前辈，他在1936年鲁迅逝世之时，就已指出：“鲁迅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允推独步。《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抄》、《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都是精心之作。他不学乖取巧，而直接从古书和日文书籍拆寻材料；那些不读原书就编文学史或小说史的人当然望尘莫及。有人攻击他拾摭盐谷温的牙慧，但日人抄袭华人著作而卖弄其才的曷可胜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原谅鲁迅。”周先生似乎是在称道鲁迅抄袭之后的著作更有质量，又似乎提醒了读者日本以往总是将翻刻中国文献视为常态，而“曷可胜数”一语不啻又默认了鲁迅的抄袭事实。有一点他考虑到了，华人应当原谅鲁迅但却没有原谅，那么日人对于鲁迅抄袭的优容是否也出于一种原谅呢？

    第二，植田引用了盐谷温1949年所作《中国小说之研究·前言》：“鲁迅氏名著《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得知取于本书之处不少，予暗喜得知己。”“暗喜”一语实为解开鲁迅与盐谷温二人友谊的秘钥。

    盐谷温在1920年以《元曲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但有学者认为他的成名作是《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在日本亦颇有压力，“硬派”学者即不喜其不治古典而治世俗文学，东京大学汉学科主任教授星野恒曾经责备他：“你煞费苦心到大唐国土学习了多年，不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净念这些（指《西厢记》）干什么？”

    青木正儿是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软派”，就连他也批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以戏曲、小说的记述为主体，但是也未能尽其全部。若是想拿这本书尽中国文学之概观，就要失望的吧”。

    在本国呈现出批评与压力的情况下，鲁迅对盐谷温的响应尤其重要，他怎么会不高兴鲁迅的“参考”，又怎么会和鲁迅打官司呢！

    第三，植田得出的结论，完全否认抄袭，认为鲁迅与盐谷温二书“绝非是什么抄袭的关系，而是一个友好的合作关系”。这个决然的判断与其研究细节反差分明。“抄袭”的另一端可以是“合作”吗？“合作”则不存在诉讼，但“合作”仍然可以是抄袭。这位日本开拓团的后代、访华代表团的团长，其最后结论似乎一种外交辞令。

    盐谷温本人对与鲁迅的抄袭并不介意，可能是真的。但是鲁迅对于盐谷温的辞令全然不察，中国学者越八十年亦全然不察，窃窃满足于“根据”之言，其治学不规范之厚颜适足使日人再生暗喜而已。

    （三）

    陈源说鲁迅“整大本的剽窃”是一个误导，它使得学者的论证集中在是否“整本”上。《中国小说史略》大量征引古典文献，并且后出转精，当然不可能整本剽窃，因而陈源的指责很容易被推翻。但是始作俑者顾颉刚从来就没有说过“整本”问题，他只是具体而集中地说到一张图，即《红楼梦》的《贾氏系图》，这是在鲁迅、盐谷温二书中均为惟一出现的图表。

    《中国小说史略》共有3种讲义本，还有北大新潮社版、北新书局的初版和修订版，鲁迅生前至少有6种不同版本，以及1923、1925、1930年的三次题记，作者有多次机会很容易地注明《贾氏系图》的出处，但是鲁迅没有。此举可以视为鲁迅的反复多次的侵权抄袭，可谓铁案如山。

    1997年，伊藤漱平引用松枝茂夫之说，认为鲁迅的剽窃“毫无踪影”。“20年代中期论敌陈源（西滢）教授批判鲁迅，曾经攻击说《小说史略》完全剽窃了盐谷先生《讲话》的小说部分，这是毫无踪影的事。虽然应该承认鲁迅《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袭用了盐谷制作刊出的大系图，并参考了《讲话》，但是没有剽窃小说之部的内容的事实，相反盐谷对《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作教材使用。”这说明，伊藤完全了解鲁迅“袭用”《贾氏系图》的情况，但却因为要否认鲁迅的“完全剽窃”而将其忽略掉了。如果伊藤能够看到顾颉刚1927年致容庚的书信或1973年致陈则光的书信，他应当会调整研究的角度。

    图表制作不比文字叙述，带有更多的个性特征，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学者绘制出来，要想雷同都难。比对盐谷温与鲁迅之图，其相似性极易判断。

    1935年，鲁迅自己也援引日人为证：“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

    鲁迅当面撒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小说部分，有郭绍虞、卢隐、雷昺、陈彬龢、易君左、孙俍工、谭正璧、郭箴一等多种译本，当然可以按文核校。对比大正八年（1919）日本雄辩会出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原书，不论有没有谁出来指出剽窃，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

    （四）

    盐谷温不会和鲁迅打官司。

    昭和七年（1932）5月，满洲国刚成立，盐谷温发表《大满洲国肇建至喜》七绝诗，斯文会同人唱和者有六十余家。

    昭和十二年（1937）11月25日，中日全面开战不久，盐谷温即发表《第六回东方文化讲演手记》，译文刊于次年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此文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划分为四期，认为“德川时代以前的国文学，直接间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发达起来，是可以明了地看取出来。到了明治以后，则形势完全逆转，中国文学反蒙日本文学的影响”。又说：“近来的中国文学，则很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所以成为东洋的盟主，不仅是借武力的光，实是日本文化优秀的缘故。皇威照耀之处，皇军的连战连捷，决不仅是由于武力的强，完全不外乎为我精神文化所压倒。”文章举例说：“民国七年教育部所公布的注音字母是学我国假名的，胡适等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白话诗文一类，所负于我国言文一致体也不少。把这踪迹加以研究，是极绕兴味的问题，两国文学的交流，我相信这才是提携亲信的原动力。”

    昭和十四年（1939）4月，日本斯文会为年届六十的盐谷温举行“还历纪念祝贺会”。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平贺让称道盐谷温在日中两国交往和日中文化发展中具有“赫奕功绩”，说他亲见盐谷博士在北京“能使中国学者为之倾倒”。

    昭和十八年（1943）4月，盐谷温作为日本文化使节团团长出访南京，参加了中日文化协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与汪精卫有唱和。4月5日，日本文学报国会在中日文化协会的建国堂召开午餐宴会。盐谷温叙述说：“我说我认识鲁迅，所以非常受他们欢迎，其中不乏有才华之人，其中同人的《中国小说史》与余之《支那文学概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盐谷温率然而赋一诗：“置酒交欢画阁中，蔼然宾主醉春风。将毫替剑君休笑，横扫千军万马空。”

    即此可知盐谷温对于他与鲁迅二人间的交往，更看重著述上的被引领，而忽略版权上的“令候审”，究其动机，乃是另有其“两国提携”的目标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