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政策

    在2013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李光耀谈他双语政策理念的形成是，独立之初，新加坡面对的是200万人如何谋生存活的生死攸关问题。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都是不行的。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新加坡只有加强学习英语，加强与国际尤其是国际先进国家交流，才有好日子过。同时，在这个周围都是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新兴国家，绝不能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否则，国家一定会乱，在国际上也无法生存。因此，为了生存，也为了各种族的和睦相处，新加坡选择了英语为工作语和共同语。

    同时，李光耀也认为，在这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如果只学英文也不对。因为这将使人民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如果人民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因为学英语而斩断了源头，以致没有定向，不知何去何从，则又是一出悲剧。

    因此，他认为推动英语和母语的双语教育，是使新加坡向前进的最佳策略。

    1966年8月2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暨职工会的教师联欢宴会上发表了有关教育改革的演说：“你与我的任务”。阐明语文与课程的改革问题，强调新加坡下一代必须兼通两种语文，首次创议华校理科用英语教学；英校历史、地理、公民用华语教学。这可以视为新加坡开启双语教育之路的开端。

    之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从1972年开始，政府决定在全国中小学里推行两种语文教育。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各源流学校的第二语文必须占25%，33%，一直到50%。在考试与升学方面亦做了一些决定，以辅助双语教育的推行。譬如华校中小学生在离校考试前必须要考第二语文口试，英校学生亦必须考第二语文口试。在中学中亦然。

    此外，在小学离校考试中，600分总考试中，语文（第一及第二语文）各占200分；1977年的教育部文告指出，1979年中四升高中，第一语文须为C6（“C”是A、B、C优等及格等级中的C级。C6即C级中的第6级，也即50至59分。最好的成绩是A1至A6，B1至B6）；第二语文最低为P8（即pass及格中第8等，相等于4O至44分。）；1980年，第二语文则提到P7（即pass及格中第7等，相等于45至49分）。除非第一语文以及其科目都很强，不然两种语文都必须及格以上。

    1979年吴庆瑞教育报告书说：“今后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稍有降低的制度。”标志着新加坡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开始制度化。

    1987年新加坡全国学校统一语文源流，一致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除了9间华文特选中学（即英语和母语华语都是第一语文）：圣公会中学、公教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圣尼各拉女校、南洋女中、海星中学、德明政府中学、立化政府中学和4间华文特选小学：南洋小学、圣尼各拉女中附小、公教中学附小、海星中学附小以外，华校全部消失，变成了英校，教学媒介语全部为英语，即“新加坡型学校”。这标志着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制度在新加坡的全面实施。

    这种语文政策下的英语优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也是新加坡能够迅速走向富裕，成为亚洲发达国家的重要基础和原因之一。

    同时，这种语文政策下，也使新加坡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今天的新加坡，似乎成为了一个“英语”国家。英语似乎成了新加坡人的“母语”，而他们原本的母语却反而成了“外语”。“讲英语”似乎成为了一种“上等人”身份的象征和标志。作为一个近80%的国民是华人的国家，一些讲英语的新加坡华人，尤其是年轻华人，有优越感，他们看不起华文华语及其只会讲华文华语的人。比如2012年3月4日《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杨君伟的文章《燃烧吧，华文！》，报导了两个16岁的华族女中学生在中四会考结束、成绩放榜之后，迫不及待的把华文课本烧掉，以宣泄对华文母语的“痛恨”。因为她们认为，从小学到中学，整整10年的华文课，是对她们的一种“折磨”。

    这种情况，使一些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华人十分感慨，觉得似乎还没听说过有哪个别的国家的人民会这么怨恨学习自己的母语的。并且为华文华语及其华族文化能否后继有人而深感忧虑，为新加坡国家的未来而忧虑……

    确实，假如世故、势利原本是人的一种天然弱点、自然感情；假如语言与政治、身份相关；那么，以为自己会讲英语就高人一等的那些新加坡人也就该明白，即无论你的英语讲得多么好，也都毕竟不是英国人。英语国家的人会以同样世故势利的浅薄狭隘心理来看不起你。他们永远不会把你纳入他们的同类。并且，一个自己看不起自己、遗弃自己的母语及其文化之根的人，也通常将尤其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和尊重。这样的话，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区域国别界限、以区域国别来分割；那么，一旦国与国之间有危机、灾难出现，新加坡人的感情就很难说不会遭遇双重的被伤害和践踏……其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已有新加坡人自己看到了，李光耀先生在《新加坡双语之路》中就提及；《联合早报》上也刊登过这个观点的文章。

    再者，关于语言的问题，在基督教教义《圣经》中的“巴别塔城”故事里，其实就有精辟的诠释。即人类语言的不同不通，原本是源于上帝对人类的一种嫉妒和担心，嫉妒和担心人类会因为语言的相通而无所不能，从而威胁到上帝对人类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所以上帝故意变乱人类的语言，使地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人们因为语言不同而无法沟通，从而限制人类的能力。

    那么，我想，对于上帝已死、互联网时代、地球如一村的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来说，如果人们能够尽可能的多学到一种语言，多一种交流的工具，那将是多么好的事情。至少或许能让人们多交一些朋友，多有一些谋生的本领和机会，从而人生多一些快乐、安全和安定的幸福感觉……是的，语言的本质，原本就应该只是交流的工具，而与政治、身份无关。

    这么说来，新加坡今天的这种特别现象，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正经历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语文政策所附随来的“痛”呢？

    当然，或许这种现象终不会成为新加坡的“问题”。或者说即使是“问题”，也并不会很严重和可怕。因为，新加坡的一贯国策其实是多种语文地位上的平等并重，从上世纪50年代自治后就开始。1959年，新加坡在获得完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便以“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为蓝本，积极地推行多种语文的教育政策，以期达致一个和平、公正、平等、容忍、了解、繁荣的国度。这些教育政策包括：实行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规定各源流学校第二、甚至第三语文为必修；各种考试，第二语文为必考；采用以国家为主的课程及教科书等。同时，市议会亦采用四种官方语文。至新加坡独立后，更重申华、巫、英、印四种语文为官方语文。并一直积极努力的在推行。

    新加坡人也聪明、务实、能干，并且极富谦虚、应变的“检讨”精神，包括杰出的开国领袖、政治家李光耀先生。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李光耀先生就十分谦虚，并且毫不忌讳的“检讨”了自己的双语政策。称之为是自己多年政治生涯中推行得最艰难的政策，是他一生的挑战。并且这个语言政策将永远是“工程在进行中”，将不断变革，“调整又调整，改革又改革”，不断寻求新的、正确的平衡点……

    是的，针对怎样学好第二语文母语的问题，新加坡在不断的探索、改革，调整政策：

    1990年，增加6所小学爱同学校、培群学校、?蛀慈学校、菩提学校、南华小学、道南学校为特选小学。

    1991年，再增加5所小学宏文学校、光华学校、培青学校、圣婴学校、培华学校为特选小学。同年2月，李光耀先生亲自为华文学生报《星期五周报》主持发刊典礼。希望这份学生周报能使新加坡华族学生从小培养阅读华文习惯。

    1992年出台《王鼎昌报告书》。

    1999年出台《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

    2000年增加南华中学为特选中学。

    2004年出台《黄庆新报告书》。

    2004年设立“双文化课程”，计划每年培养出至少200名双文化精英。

    2007年在初级学院增设“中国通识”，让学生深入认识现代中国的新貌。

    2007年11月，李光耀先生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一起为“通商中国（Business China）主持启动仪式。并且对温家宝说：“新加坡即使不能改变现有的以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政策，也要调整教学计划，以确保每年能培养约1000名无论在语言还是在文化上都能同中国联系的学生。”

    2009年2月设立“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致力于培养华文教师成为华文教学变革的推进者，成为华文教学的知识中心，为创新教学理念提供实验平台。要以新加坡40年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学经验，每年40万名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文的优势，把新加坡打造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学试验场”，成为世界教导华文第二语文的中心。他们的目标是，每年培训在职华文教师1000人，五年培训全国5000名华文教师，全面提升他们的教学素养、教学法和专业水平。新加坡目前有4750名华文教师，其中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者占83%。

    2011年出台《何品报告书》。

    2012年增加南侨中学为特选中学。

    新加坡还早在1978年就把德文、日文、法文三种外语列为第三语文，为学习它们的先进科技知识提供方便。1986年，再加入马来文为第三语文。2004年，推出华文第三种语文特别课程，让小六会考最佳30%的非华族学生修读。2008年再把印尼文和阿拉伯文列为第三种语文。

    此外，今天的新华文艺界，也在以各种文艺形式致力于华族青少年学生华文文化接班人的培养。几种主要的华文文艺报刊《联合早报·文艺城》、《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锡山》、《赤道风》、《大士文艺》等，都定期或不定期的开设有专门刊登大中学生华文作品的专栏。有专门面向大中学生的“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有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中学生华文文艺营”。有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青年创立的“新文潮文学社”及其社刊《Why Not不为什么》……

    等等。

    所有这些，似乎都透露出，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新加坡人民是一定能够与时俱进地不断解决各种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及面临的问题的。

    因此，或许，我们完全不用为新加坡的未来担心，包括语言及其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