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村上看莫言

    一年来看了不少莫言的作品。起因是莫言和村上春树去年曾在诺贝尔文学奖擂台上“打擂”的关系。说实话，直到“打擂”结果即将公布那一刻，日本自不必说，即使中国本土，也好像有不少人更倾向于相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而我作为中国内地的村上作品简体中文版主要译者，在那一时刻也因之处于微妙的立场——采访接连不断，问我更希望哪一位获奖。不用说，村上君获奖对我有些实际好处。一是经济上的。他获奖了，我固然瓜分不到奖金，但拙译肯定卖得更火，可有若干白花花银两进账;二是名声上的。至少敝人供职的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甚至校长大人都有可能对我绽放久违的笑容。但去年不同，去年有同胞兼半个山东老乡莫言登台亮相。于是最后我这样回答:

    莫言和村上哪位获奖我都欢喜我都衷心祝贺。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若莫言获奖，我作为同胞脸上有光。结果不用说，我作为同胞脸上有光了——山东籍中国作家莫言成为1901年以来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不料，仍有媒体穷追不舍，问我为什么莫言获奖了而村上没有获奖。这促使我陆陆续续看了若干莫言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看了《蛙》、《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以及部分中短篇，还看了《莫言评传》(叶开著)和《莫言王尧对话录》。结果惊讶地发现，莫言与村上看似截然有别，一个是满脑袋玉米粉的“土老帽”，一个是满身名牌休闲装的都市“小资”。换个比喻，一个是挥舞光闪闪的镰刀光膀子割红高粱的壮汉，一个是斜举着鸡尾酒杯眼望窗外烟雨的绅士。一句话，简直是“城乡差别”的标本。但这终究是表层，而若深挖下去，就能发现两人的根子是有不少连在一起的。

    比如关于“善恶中间地带”。1955年出生的莫言11岁就赶上了1966年爆发的“文革”。“文革”十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同传统的中庸之道彻底决裂，非敌即友，非左即右，非善即恶，决不含糊，决无妥协和折衷。大约出于此种状况下的个人痛切体验和深刻反思，莫言作品从早期的《红高粱》开始就溶解了这种善恶对立的世界观，超越爱憎分明的阶级意识，在善与恶之间开拓出广阔的中间地带。《丰乳肥臂》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不分土匪、国军还是共产党人，对他们留下的孩子一视同仁。《生死疲劳》甚至为地主翻案，让地主西门闹投胎为驴、牛、猪、狗等来到人间巡视和抗议。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那部中篇小说中，右派朱总人居然成了最受尊崇的高人: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球，八千米长跑比赛，原本跑在最后面的这名右派最后成了第一名!《蛙》同样是这一善恶认识的实践。作为妇科医生，主人公“姑姑”曾给无数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莫言在《蛙》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表示:“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2012年12月7日他以《讲故事的人》为题在瑞典学院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同样观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村上春树显然有类似的善恶观。他说:“归根结底，善恶这东西并非绝对性观念，而是相对概念。有时候甚至整个换位。”在长篇小说《1Q84》中村上进一步借教主(Leader)之口表明:“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实际上《1Q84》的情节也是在善恶中间地带或模糊地带向前推进的。例如青豆及老妇人的谋杀行动，既有惩罚虐妻男人的善，又有擅自剥夺公民生命的恶;天吾对小说《空气蛹》的加工修改，既有出于朋友情谊和艺术冲动的常识之善，又有戏弄公共欺骗社会的违法之恶。甚至奸淫少女的教主的恶行也因其狡辩而变得暧昧起来。

    作为教书匠，我的阅读自然不限于莫言和村上，还读了若干关于我的前辈同行的著述。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刘宜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我曾在一篇名叫《大学之大大在哪里》的文章中写道: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其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其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其实，这段话用来表达“大师之大，大在哪里”也并无不可。概而言之，大师之大，大在气节，大在骨气，大在正气——惟气大而已。

    反观时下不少教授，气也不可谓不大，可惜大的是官气、俗气、铜臭气、江湖气、市侩气、酒肉气。以“骨气”言之，气没了，只剩下骨，而且是软骨，一身软骨——在官员官位面前站不起来，在利益集团面前站不起来，在“孔方兄”面前站不起来，甚至在“洗脚馆”面前也站不起来……生于本土，未学得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游学欧美，未学得西方高蹈超越的形而上思维;负笈东瀛，未学得日人的一丝不苟克己奉公。较之西南联大的前辈同行，全然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算是作为延伸阅读，觉得由绿茶任执行主编的《东方历史评论》第1集、第3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10月)读来饶有兴味。我很认同其发刊词中的这样一段话:“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它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可以认为，书中几乎所有篇章呈现的都是这样的历史。如关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关于院系调整中的燕京大学，以及“琉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