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巴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18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继《阿尔芒斯》（1827）和《红与黑》（1830）之后的第三部重要作品。原作完成于巴黎，而并非作者在小说开始前的《告读者》里所说的：本书在1830年远离巴黎300里之外的地方写成。实际的情况是，1838年11月4日他在巴黎开始动笔，花了52天时间，于同年12月26日完成。司汤达在他的创作札记里曾这样记载过：“12月26日，我把六大卷手稿交给柯尔寻找出版商……”作者当时住在巴黎戈马丹路8号，这所老房子现在还在，成了作家司汤达的一处故居。这样的一部4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写完，这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1839年，《巴马修道院》由法国老牌出版社昂布鲁瓦兹·杜蓬出版社出版。翌年9月25日，巴黎《两世界评论》发表了巴尔扎克的长篇评论《贝尔先生研究》。巴尔扎克说，《巴马修道院》发表后，没有一位记者报道，也没有人去理解、研究、分析和称赞，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有一句。出于惺惺相惜，巴尔扎克很为司汤达抱屈。而司汤达在写给巴尔札克的那封长达四万多字的著名长信上说：“《修道院》的许多篇幅，都是根据最初口授的本子付印的。”原来，每天清晨，他看一看昨天写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页，便就有了当天这一章。他或是自己写，或是口授，让一个名叫波纳维的人记录，平均每天要写满25页稿纸。
我们知道，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从最初构思到最终杀青，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巴马修道院》虽然篇幅上远远超过前者，实际上写作时间却只用了不足两个月。难怪连素有“倚马可待”美誉的巴尔扎克，都要叹为“神速”了。不过，《巴马修道院》临出版时，出版商却嫌篇幅冗长。巴尔扎克也向司汤达表示了这个意思。司汤达也曾经考虑过巴尔扎克的建议，打算做一次彻底的修改，并增加结尾的分量，然后将全书分为三卷。但是，这个意愿最终没有实现。因此，小说问世之后，就不断引起批评家和读者的叹惋。一位批评家如是说道：“这部小说只能以人们在结尾时感到的那些牺牲作结。这些牺牲使这个结尾的确成了一种‘了结’。如同一个生命要完结了，一切都变得匆匆忙忙。他由于出版上的原因打算压缩，这是与作家要向那么多的朋友告别相一致的。”
相比司汤达的《红与黑》在中国译者云集、译本有数十种之多的热闹，《巴马修道院》的汉译，就显得十分冷清和寂寞了。20世纪40年代里，诗人赵瑞蕻先生翻译完成了《红与黑》（1944年）的第一个中译本。紧接着，罗玉君先生又完成了《红与黑》的第二个译本（1949年）。几乎与此同时，诗人徐迟先生翻译的《巴马修道院》,也在1948年由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译名定为《帕尔玛宫闱秘史》，显然是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是一种“商业噱头”。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夏天，正在家乡小镇上从事“教育实验”的徐迟，因为学校放了暑假，便来到上海，住在姐姐家里。他说：“我已好久没有走回文学的园地来了，只有放了暑假，我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干点翻译，换点稿费，既可以享受和欣赏文学之美，还可以有点经济价值。”他想到了有年夏天，茅盾向他推荐过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他决定就来译这部大书。他自己有一部Ck Scott Moncrioff的英译本，又向李健吾先生借了一本Bibliolhegme de la Pieiade的Henri martineau编定的法文本和一本Lady Mary Toyd的英译本，便开始了工作。
就像司汤达当年写作这本小说时的情景差不多，徐迟每天一清早就进入一个大餐间，一直译到吃中饭。饭后稍稍休息一下，再往下译。头顶转着一个大电风扇，也就不怕天热了，一直又译到吃晚饭。有时吃了晚饭后，再译它两三个小时。中午译久了感到疲倦时，他就把头伸到自来水管子底下，用冷水哗哗地冲它两三分钟，然后回到餐厅，继续翻译……司汤达写这部40万字的作品，仅仅用了52天时间，也真是巧合，徐迟先生翻译这部作品，差不多也是50天左右，几乎是一口气译了出来。
他在当时写下的“译者跋语”里，这样说道：“这一部书，译的时候我最愉快，往往从早晨到晚上，一边译，一边浑身紧张而激动。人物的命运这样感动了我，过去我的译书的经验中都未曾有过这样的现象。我敢于邀请读者，读这最动人的小说！我敢于热情地说，没有人会失望的。”译者的兴奋与激动，由此可见。
四十多年后，他又回忆和回味道：“实在也是原作太精彩了！它非常迷人，我译得也就带劲。那时的翻译并不要求字字精确，不一定要一个字都不能落掉，或不够妥贴的。而我要求于我自己的是一种笔墨上的神势，既感染自己又感染别人的激情，有如电磁力的相互作用。我认为这最重要。当译到困难处，查查原文，和另一个译本，三者对照一下，其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1948年5月，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了这个译本。遗憾的是，译稿付印时，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把页码弄颠倒了，于是有不少页，前后倒置了。从这个初版本的第634页12行，到642页的第8行（即从第二十七章里的“十点半，公爵夫人跨进马车，向波隆涅而去……”开始）共有8页之多，都应移到最后一章的快要结束的地方去，即挪到第651页的第6行那儿插进去，才是连贯、准确和流畅的。这个错误当然不应由译者来负责，而是编辑出版上的差错。徐迟先生在世时曾告诉过我，这个译本出版后，有人曾经撰文，指出他的一些译文上的不当，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和指出过这个篇页倒置的大笑话。
译事虽小，却功在千秋。现在，《巴马修道院》在国内已有另外不止一个译本了，这也是极其自然和必要的。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过，比较起来，他们更爱读徐迟先生的这个译本。这也说明，徐译的司汤达，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吧。有位年轻时曾读过《帕尔玛宫闱秘史》译本的读者，如今成了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的汪稼明先生，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说，上世纪70年代，他读到了《帕尔玛宫闱秘史》（其时它还属“禁书”），还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笔记：“读完此书，我好像看到一出历史剧。这是真实的、动人的，而且复杂的。我有点后悔一起始因觉这书不好而没做详细笔记，而现在这本书就要去了（指即将被人借走——作者注），许多人在等待着读它……这划时代的作品，我很愿意再拜读一遍这本书……”（汪稼明：《书梦重温·早年的读书笔记》）汪先生还清晰地记得，这本书是三四十年代译本，译者是徐迟。书挺厚，纸张粗糙，封面上有一个灰红色方框，框内是书名。其时他才19岁。
如今，这个译本早已绝版了，与《红与黑》在中国的热闹正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徐迟先生对此颇有感触地说道：“晚年我整理自己的文集时，考虑了我的全部翻译之后，认为还是应该下决心，将它全部放弃的好。原因就是：翻译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对最好的、精彩的文学作品。”但是，对于这样一部文学名著，我们也许还是不应该先抱着“死活读不下去”的态度为好。巴尔扎克当年热情地称赞这本小说，“章章闪耀着精美之光”,“是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灵和认识才能欣赏的作品”，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司汤达在这部作品的末尾，似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TO THE HAPPY FEW”（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可不可以说，读过徐迟《帕尔玛宫闱秘史》译本的读者，也是“少数幸福的人”呢？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