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过了头

    2009年，我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当访问作家，像大部分加拿大人那样，住在郊区地广人稀的地方，每天的生活就是散步、读书。到了十一月，屋外越来越凉，叶子哗哗抖落的时候，购物中心和大学的书店忽然都喧嚣了起来，门口展示区旋着转着，一摞又一摞暗红色的厚书堆出了树的形状，加拿大乃至北美都在热闹地欢呼:“门罗的《幸福过了头》出版喽!”

    这是个意外，与门罗的重逢。在国内的时候，在《世界文学》读过李文俊先生推介的《逃离》，那是一场多么惊艳的相遇。从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热闹的重逢，原来在北美，门罗的新书出版，是如此狂欢的一场盛宴。

    之前对门罗的喜爱，是在国内的环境去感知。相比大部分作家，门罗更多的笔墨花在人心的微妙之处。她深谙心理，懂得在每个表面的行为之下，都掩藏了来自深处的欲望以及种种由此的转折。门罗写小说的口吻，是那么优雅、沉静的淑女姿态，仿佛你进了一座宽敞的房子，坐在了通风良好的客厅里，亮堂堂的，面前的女主人年龄稍长，态度温柔，她先递上一杯温暖的茶水，并没有什么态度，只是缓缓地讲起了故事，一些本来或许悲伤、或许令人难堪到如坐针毡、乃至可能相当可怕的故事，由她讲起来，就是这么不置可否，四平八稳。

    进入了门罗生活的环境，身处在空旷、节奏缓慢的加拿大，又是另外的一种阅读了，突然就清晰地意识到了，她的叙述、她的理解、她懂得的所有微妙，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关。门罗是个彻底的加拿大人，她所拥有的朴素的看法、不急不慢的语调、紧密的情感，都是加拿大的。这一切都如同加拿大的地理环境，土地空旷，天空高远，人生活在当中，微小而又磅礴。这里的人们，大半的时间同自己相处，与大自然对话，有了自由，就得了孤独，有了开阔，也就得了渺小。这样随时开阔随时闭塞的生活空间，滋养了门罗的气质，心平气和、情感浓郁而绝不癫狂;这造就了一个作家门罗，她涤汰了种种激烈、芜乱的情绪，从中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真正的情感。

    那一年的埃德蒙顿分外寒冷，往年零下三十度，零下四十度，而那年，扑扑扑扑，随着漫天的大雪，飞快落到了零下五十度以下。大雪无休无止，密集地铺下来，很快就盖满了道路、庭院、房屋。每一口呼吸都是冰渣，身上的羽绒服变成了纸片儿，远远近近的景物，全部消失在厚厚的白雪之中，只不过想走出家门，下两三级台阶，也变得格外地困难。雪绵绵了几天，天阴沉沉的，广播里说，一个不顾艰难险阻出门遛狗的太太迷了路，冻死在离自家两条小街的雪地里。隔了些日子，化了些雪，外出小聚归来，搭坐加拿大朋友的车，看见车窗外，在清理了不足一半的道路上，一个醉汉歪歪倒倒地踩着厚厚的雪前进。朋友脱口而出的啊呀，“他要死了……这么危险，他会死的”。

    这就是加拿大。被雪围困的日子，我开始在博客上写读书笔记。这本名叫《幸福过了头》的书，以《多维的世界》这个短篇开始:孩子死去，仍旧活着的母亲艰难地在世上找寻他们存在的痕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切断裂之后，重新找寻她与世界的关系，生活忽然被抽空，再继续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力气能从哪里来?

    读书笔记写着写着，收到了国内出版社的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门罗。当然有。这还用说。扛不住大雪，一路捧着书读着回了国。我每天起床睁开眼睛就是门罗，睡着前还是门罗，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六个钟头，日日夜夜坐在她的客厅里，仔细听她的每一个措辞，反复地推敲出表面之下的浓度来。

    2013年10月10日的诺奖之夜，给出的结局，如同我翻译的门罗的书名《幸福过了头》，接连几天的幸福感，和门罗笔下的苏菲娅是一样的———“仿佛心脏在继续扩张，没法回到正常的状态，这种感觉持续到，心脏越来越轻，越来越有力，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吹出了她的心头。”

    (本文作者为《快乐影子之舞》、《幸福过了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