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与商道：“利益”“情感”如何选择？

    我们可以接受一种“顶层设计”的调整和借鉴，却无法接受一个民族在文化心灵和生活趣味上的整体溃败，如同在一次其乐融融的亲朋聚会上，我们固执地拒绝所谓“AA制”，而喜欢看到有人抢着买单。“人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心的事；心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情的事。”这句话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商道其实就是人道。

    《情商中国》注定是一本会引起读者关注的书。因为书中讨论的问题——情感和利益——是人类生活中最须臾不可或离的两样东西，尤其是在几乎全民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代中国，这两样东西的纠缠和冲突正呈愈演愈烈之势，随时可能擦枪走火，酿成不虞之祸。最重“感情”的中国人，碰上了最重“利益”的商品消费时代，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是《情商中国》试图回应并解决的一个时代大课题。

    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现代学术研究，无不唯西方是瞻。自然科学倒也罢了，虚心甚至甘心亦步亦趋尚无可厚非；而眼下的情况是，社会学科以至人文学科同样是“西风压倒东风”，举凡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无不奉行“拿来主义”，照单全收，现学现卖，似乎中国自古以来便无经济、社会、管理之学问，“临渊羡鱼”之后，完全无法“退而结网”。

    《情商中国》的问世填补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来探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道这一方面著述的空白。书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俗生活土壤中产生并传承至今的儒家伦理，与当下正在日益形成的商品社会与现代企业精神之间的共生状态及互动关系。

    中国文化淡于宗教，而最重人情，甚至可以说是“以情为教”。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亦指出周孔之教化，实“以情感为其根本”。李泽厚甚至提出“情本体”说：“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因为重情义，故而贬财利。于是有了儒家的“义利之辨”，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等等。其实，儒家亦认同人们对富贵利达的追求，比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显然，儒家主张的是合乎道义的富与贵。古代中国早有成熟而自洽的市场交换原则及富国庶民之道。尤其是秦商、徽商、晋商的出现，以及票号、钱庄、银楼的通行，无不说明儒道与商道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共生共荣，成为滋养社会生活和自然经济的肥沃土壤。

    《情商中国》的新颖在于它将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利”关系问题加以置换，以颇具现代感的“情商”二字出之，更将“情”与“商”做了拆分，非常细腻而精彩地分析了情感的商业性质，以及商业的情感参与。通过大量的摆事实、讲道理，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情感可以交换，“不平等产生情感”，反之，“不公平产生情绪”。这其实就是“自卑而尊人”的古之礼在国人情感生活的生动体现。作者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个公式：一是“公平=平等+公正”；二是“幸福感=情感/情绪”。在全民几乎都在“向西看”的当下，作为一名商海中的弄潮儿，作者徐彦平怀有浓厚的古典情怀和淑世之志，他不仅赞同儒家伦理，甚至以儒者自居，进而提出“儒者何为？”的时代命题，以应对这个日新月异的物质世界。

    作者试图告诉人们，因为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无论时代及个人生活多么“瞬息万变”，在中国人的生存之道中仍然挺立着某种“不变”的东西，仍有一种超越一切而上的“道”，顽强地存在并发挥着巨大作用。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而言，形下之“器”的不断增量，绝不会成为形上之“道”的“终结者”；那些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古老法则，绝不会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日益趋同而就此失效。换言之，我们可以接受一种“顶层设计”的调整和借鉴，却无法接受一个民族在文化心灵和生活趣味上的整体溃败，如同在一次其乐融融的亲朋聚会上，我们固执地拒绝所谓“AA制”，而喜欢看到有人抢着买单。

    徐彦平说：“人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心的事；心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情的事。”这句话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商道其实就是人道。

    徐彦平出身贫寒，当过兵、做过编辑、爱写诗，下海经商后身价不菲。本书里大量故事和鲜活道理多是他亲身经历。登枝而不忘其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正是中国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