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文化的符号

    文学批评也应该和文学创作一样，表现出对多样性的包容，需要各式各样的批评主体和方法策略，关键在于能否带来独到发现和美学的新阐释。舒文治的评论随笔集《远游的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算得上是文学批评的另类:它出自一位业余评论者之手，有意保持着与学院批评的距离;它放弃了学理上的细密针脚和体系上的逻辑构架，毫不掩饰对精神游历和灵魂冒险的偏好，因此，作者把体现屈原远游放达的诗歌精神作为一种自觉追求，并视为一个“上浮起点”。

    远游这种精神探幽览胜的方式决定了舒文治的批评视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学纷呈、90年代的文化反思、世纪末的精神颓变、新世纪的文化变奏、诗歌向度的下行、艺术肉身的欲望气息、多种文化现象的内部结构、地域文化蕴含的个人诗义等等，他都有所论及。他运用的阐释方法不但有多种西方理论的借用，也有中国诗学、中国文化的查询比对，特别对屈原开创的楚辞表现美学，他在精神血脉上自觉链接，声明“面对技术分析、技术处理、技术定位遮盖一切、改造一切的新浪潮，在文化策略上，我宁愿保守，不做达人，回到传统美学里，也能找到千年不绝的滋养和审美愉悦。”这种民间性、接地气的文化背景，能使他的批评不受学术流派的束缚，不受东西方的理论强拆，表现出挥洒自如的自我阐释，从而达到他认为的灵动阐释、有效阐释。

    舒文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而不是学术人，他将兴趣阅读、分析阅读合而为一，以文本分析作为阅读的引申和思辨的载体，保障着个体认知的可靠性和审美体验的自得意趣，因而防范了概念空转、无当议论、粗暴结论的风险。理性来源于他阅读感性的凝炼，结论服从于他知识谱系里的必然律。即使是对先锋小说，他也不是一味叫好或开骂，比如，对残雪长篇小说《突围表演》所刻意制造的形式迷宫，他进行了具体拆解，层层除魅，最后引用卡尔维诺“向迷宫宣战”的艺术箴言来击碎这一扭曲的幻城，而卡尔维诺正是残雪多年之后以专著的形式深入解读、奉为大师的作家。这种隐含的反讽，表明了他对先锋形式的洞见和并不盲从。而对格非和余华的几部先锋小说的分析，或者是要在中国语境中激发一种新的审美反响，或者是要推导出一种踏实而不是踏空的普遍性生存状态，并从中窥见了先锋的回归，先锋从“梦的幻境开始踏上漂流的土地”，以更好“完成他们表现人的危机和进行文化救赎的双重使命”。——这一个在上个世纪末得出的结论，应该说符合余华、格非新世纪的创作方向上的校正，也可以看出舒文治作为文学现场的旁观者持有的清醒。

    召唤灵动的感悟，赋予优美的表达，是《远游的开始》给我更深的印象。这里有一个批评主体如何渗透到批评对象中的问题。舒文治之所以要把评论当成美文来写，除了才气禀赋之外，肯定也与他的批评观有关。米歇尔·福柯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批评:“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虽不能肯定说舒文治也持米歇尔·福柯同样的批评美学，但他至少认可这一观点，因为在他的书中，我找到了一种近似的表达:“他的创造是用语言的符咒对潜在的无限可能性的召唤，唤起它们的灵性后赋予它们各式如栩的形态。”福柯对存在的符号的召唤，舒文治理解为语言的灵性赋予，它们栩栩如生的无穷形态就是无限存在的寓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借助文化符号来显现，文化等待着创造主体的唤醒，并成为创造的一部分，自然，批评主体也包括在其中。文学批评的对象不是纯物质形态的客体和产品，它是一种饱满的个体经验，是人类情感的综合体，是为想象和虚构提供海阔天空的自由王国，因此，纯客观公正的文学批评可能是不存在的，文学批评主体的自由度超过了任何一种学术写作和历史写作，应该允许批评主体的审美渗透、个性张扬、情感共振和思想对话。

    舒文治在繁碎的公务之余，在喧哗和欲望的包围圈里，坚守自己的梦想，开拓审美的新境。我相信，他探寻的目光会更专注于文化与存在的秘密，他深得楚文化浸染的灵魂一定能飞翔得更远，因为当他把一切当成刚刚开始时，“远游”早向他发出了“舒并节以驰骛”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