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救赎

    9月在韩国，参加第八届李炳注国际文学节期间，结识了台湾作家黄春明先生。

    黄先生80岁，不老。他全部的行囊就是一个双肩包。这个双肩包跟他走了40多个国家。“背着它，可以让我不驼背”。黄先生果然挺拔得很，站在首尔熙熙攘攘的街头，就像一棵风中的老树。

    在台湾，黄先生是与白先勇、陈映真齐名的三大作家之一。其小说《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青番公的故事》、《锣》、《溺死一只猫》、《我爱玛莉》等等，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亦颇负盛名。当年陈水扁曾许以高官，拉他进入政权核心，被他一口回绝。在台湾，黄先生一直呼吁作家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倾听百姓声音，不为名利写作，要做社会的良心。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那么一个著作等身、久负盛名的作家，少年时代差点沦为人渣。

    故事深处的黄春明，是一个自幼丧母的不良少年。脾气坏，爱惹事。前后被4所学校勒令退学，最后沦落到台北妓女区修电扇，吃不了这份苦，便又再去考学，好不容易混进一所师范学校，又留级、退学。最后转到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师范“留校察看”。黄春明知道，自己这辈子也许真的没救了。可是，一个人的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黄春明后来的描述里，那是一位名叫王贤春的女教师，才26岁，美丽，娴静，从大陆来台湾，教国文课。有一天她把黄春明叫到办公室，和缓地说，作文要自己写，不能抄袭。黄春明很委屈，也很倔强。坚持说作文是自己写的。王老师笑着说那好啊，你再写一篇别的，让我看看。为了证明自己，黄春明就写了一篇《我的母亲》。他没有想到，这篇作文竟让王老师流泪了。她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顽皮的男孩身世有那么苦，8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留下5个未成年的孩子。而看上去粗野泼撒的黄春明，心里却埋藏着对母亲非常炽烈的情感。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文字有一种潜在的天赋。他居然会把天上最遥远、最微弱的一颗星星，比作是自己永难再见的母亲。下雨天的夜晚，他看不到那颗星星了，他偷偷地哭，老天也陪着他哭。

    后来王老师送给黄春明两本书，一本是沈从文的散文，还有一本，是契柯夫的小说。王老师说，要多看文学名著，这样作文才能越写越好。她还给黄春明开了一张书单，鼓励他多读好书。王老师还说，无论我们在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同学们发现，只要王老师一进教室，平时性情鲁莽、容易冲动的黄春明就会安静下来。他的作文成绩不可思议地一路飙升，王老师还几次拿着他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可是有一天，王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几个军警带走了，说她是大陆潜伏在台湾的“共谍”。第二天传来的消息说，王老师被当局枪毙了。

    黄春明很伤感。王老师离开教室的时候很从容，她甚至还回过头，朝黄春明笑了一下。她走了。她给黄春明留下的两本书和一张书单，决定了他以后的一生。无数个繁星闪烁的夜晚，黄春明不仅寻找着妈妈的星星，也寻找着属于王老师的那颗星星。王老师在浩淼的星空朝他微笑，鼓励他将来能够当一个作家。黄春明说，王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

    于是1962年以后的台湾文坛，突然冒出一个名叫黄春明的新锐作家。许多读者喜欢他作品里的乡土风味，喜欢他文字里的传统文化气脉。第一次登上台湾文学大奖的领奖台，他突然泪光闪闪，仰天长啸:王老师，我获奖了!

    黄春明的奋斗故事与原创作品在台湾不胫而走。人们注意到，无论在何种场合，他都非常认同中华传统文化。2011年他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再次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学的根脉。有一个绿营的文人突然从人群里打出一条标语:“台湾作家用中国话写作，可耻!”，时年78岁的黄春明突然变成一头愤怒的公牛，甩掉外衣，跨过人群，扑向那个绿营的文人。“封存”了几十年的粗话，从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嘴里迸发出来，有如怒涛般汹涌。此事成为全台湾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马英九当晚给他打电话表示慰问，过后还派夫人周美青送鲜花到他家里。面对形形色色的媒体，他只强调一句话:人不能忘祖忘根，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从哪里来，那么，我们就不配这黄皮肤和黑头发!

    这次在韩国参加国际文学节，韩方特意给黄春明颁发了一个文学大奖。那天下午颁奖，黄先生很激动，在他简短的答谢词里，又几次提到了王老师。他说，如果没有王老师，没有文学对我的救赎，我今天会在哪里?

    一种慧光，在一个80岁老人的眼睛里，持久地闪亮着。不仅把他自己，把我们大家都照亮了。

    记得，那天步出会场的时候，黄先生手捧奖杯，下意识地朝天空看了一眼。我想，他内心一定在说，王老师，我又获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