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和他们所写的盟誓”

    石彦伟(《民族文学》编辑、作家)

    一直以来，阿拉伯文学对于中国读者似乎显得有些陌生和边缘。除却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千零一夜》，对现当代优秀作家作品的例举，就不是那样地充沛和从容了。但事实上，文学之于阿拉伯民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本能，是沉潜在骨髓里、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文明基因，并作为烛照全民族前行的文化火种得以存续至今。这其中，伊斯兰文化作为阿拉伯文学得以不断向着灵魂高峰攀援而上的绳索，始终闪烁着信仰的光芒，为阿拉伯文学输入着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与思想源泉。

    公元622年，是中国的唐武德五年，就在玄奘静静地剃度出家的同时，遥远的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一场蜕变: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正率众由麦加迁到麦地那，发起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运动，开始实现伊斯兰教的真正复兴。这一年由此被确立为伊斯兰教教历元年。在此以前，若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比阿拉伯人更涣散的民族，大抵是不容易的。那时麦加和整个阿拉伯半岛，久久沉湎于精神的蒙昧与麻痹之中，部落之间仇杀不断，民众信仰被偶像崇拜与魔鬼迷信充斥，就连民族的语言系统也是四分五裂的。先知穆罕默德凭借他所传递的来自天启的引导和极具道德信服力的人格，不仅将这块龟裂的土地和离散的人民牢牢凝聚在一起，也使古老的阿拉伯文明从零落走向聚合，从沉寂步入绚烂。正是基于穆罕默德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创造的卓越成就，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一百位影响最大的人物及其排列顺序》中，经过反复深入的比较研究，最后确认穆罕默德为历史上第一位影响最大的人物。

    这时间，阿拉伯民族在文明领域更为显著的一个分水岭式的质变，就是阿拉伯语言文字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和规范，其本质原因就在于《古兰经》的降世。在这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中，无论是宣布关于真主独一的最高真理的文辞，还是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的昭示，都以带韵的散文形式呈现，语辞凝炼，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充满庄严典雅的美学气息，借阿拉伯语特有的丰富音律和节拍的起落变化，引动着一个民族朴素的、热诚的、几乎是天然的诗才。尽管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是绝对至上的来自造物主的语言，并不能够以人为缔造的文学作品称呼和度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古兰经》所带来的天籁般的美感，本身确已具备或超越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人的灵魂所产生的深邃坚挺的力量。《古兰经》的语言辞藻之精致，表达形式之独特，使阿拉伯文大放异彩，即便在1500年后的今天仍然成为语法家和学者创制语法、修辞的根本依据，也是诗人吟诗作赋的最佳典范，至今在阿拉伯国家大专院校所用教科书的经典范文也皆节选于此。无怪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如是赞叹道:“《古兰经》是使人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威力。”

    假如没有《古兰经》，阿拉伯语言文学将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前《古兰经》时代，阿拉伯半岛上的文学传统的确比较薄弱。尽管在这块土地上曾产生过人类最早的史诗《吉尔加美什》，比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还要早好几个世纪，但流传较甚的主要还是源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口头文学，无谈书面创作。诚然，天性浪漫的阿拉伯人也会每年在麦加附近的欧卡兹举行赛诗会，朗诵自己的作品，随后进行评比，并将获得优胜的诗歌抄写在麻布上，挂到克尔白古庙的墙上，谓之“悬诗”;并且这些“悬诗”也不乏个别杰出之作，至今列入阿拉伯各国大中学校的必学篇目———但总体上，悬诗的主题无外战争描写、部落赞美、复仇记述、情感宣泄等，角度较为单调，难以进入深度审美层面。而当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站稳脚跟的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充分继承和发扬《古兰经》的优秀精神遗产，以伊斯兰教义为准则，迅速促进了阿拉伯文学的勃兴之势。特别是以哈桑·伊本·萨比特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以强烈的宗教和政治色彩，形成了鲜明的阿拉伯文风，堪与中国唐代的边塞诗媲美。至其后的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文学迎来了全面创新、灿若星河的辉煌时期，尤其是麦蒙哈里发时期，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无以计数，被誉为阿拉伯文学的黄金时代。譬如，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一千零一夜》以及散文大师伊本·穆格法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及《小礼集和大礼集》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成为中古阿拉伯文学送给世界文化史的珍贵礼物。尽管在此后的土耳其统治时期，阿拉伯文学一时式微，除埃及和叙利亚外，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区域的大片疆土万马齐喑，但这并不足以影响我们对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所起到的推古通今、连贯东西的重要作用的评价与铭感。

    在近现代，阿拉伯文学则与世界文学同步，诸如纪伯伦、纳吉布·马哈福兹等作家不仅是阿拉伯文坛的明星，也是世界文学的巨匠。在阿拉伯世界思想文化的主阵地沙特阿拉伯，也不乏易卜拉欣·艾斯库比和默罕默德·欧迈里这样的著名诗人，他们成为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主要先驱者。较之诗歌，沙特阿拉伯的现当代小说创作起步较晚。1931年由作家阿卜杜·库杜斯·安萨里创作的《孪生子》被认为是沙特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至20世纪50年代末，方出现较为成熟的长篇小说，如阿卜杜·塞拉姆·哈希姆·哈菲兹发表于1957年的《西贾兹的黑姑娘》，被视为沙特阿拉伯第一部以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哈米德·达曼胡尔等长篇小说《牺牲的代价》、《岁月流失》，穆罕默德·阿卜笃·耶马尼的中篇小说《下层人的手》，以笔名“阿拉伯半岛之女”著称的女作家赛米莱·哈西盖吉的中长篇小说《浸透泪水的往事》、《你的目光》，以及当代小说家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的代表作《盐城》五部曲、阿卜杜·阿齐兹·穆什里的代表作《瓦斯米娅》等作品，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影响力。

    由于在广袤的阿拉伯世界，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文学实绩显得更加丰富和突出一些，沙特阿拉伯的很多优秀作品尚未通过译介进入国际视野，并没有在文学造就上体现出该国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相匹配的优势，但这恰恰为沙特阿拉伯的文学复兴之梦留出了攀援的维度。在全球一体化的大势面前，人类精神文化层面的焦虑很多来源于文化的趋同与多元性的消失。作为对抗“西方-欧洲中心论”的罕见文化阵地，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应该更好地珍视和挖掘其所背负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将传承甚久的向善、中正、和平的人类优秀道德基因通过文学的火种继续撒播出去。这是人类历史前行至此，赋予阿拉伯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和期待。当有这么一天，人们提起阿拉伯，首先联想起来的不再只是沙漠、石油、骆驼和神秘的面纱、长袍，而是将其视作人类文明的重要集合地与信仰正能量的发声场，去抵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众多不义与邪恶，为一个真正美好的、多元的、充满信仰之美的人类共同家园的重塑而尽竭全力之时，阿拉伯文学之灵的复兴才会真正到来。

    “以笔和他们所写的盟誓”，这是《古兰经》第68章第1节的一句明文，它曾对全世界的穆斯林民众特别是作家、读者，包括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等产生巨大的鼓舞。以笔盟誓，这一天启的召唤，不正是点明了文学艺术最本质的使命与朝向吗?

    祝福阿拉伯，祝福文学的信仰、信仰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