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恶童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本周一(8月12日)，英国《卫报》刊发了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明星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文章，评论已故匈牙利女作家克里什托夫·阿戈陶的小说名作《大笔记本》(中文版作《恶童日记》)。

    齐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卫报》的“改变了我的一本书”栏目。读书报全译如下:

    有一本书，让我从中发现了，我真心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就是《大笔记本》，克里什托夫·阿戈陶三部曲的首部，另两本是《证据》和《第三谎言》。头一回听人谈到阿戈陶·克里什托夫[匈牙利人姓前名后，克里什托夫为姓]时，我还以为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欧式误读呢。可我很快就发现，那是阿戈陶，不是阿加莎，不只如此，阿戈陶带来的恐惧，远甚于阿加莎。

    《大笔记本》的故事讲述一对年幼的双胞胎和外婆一起，住在匈牙利的一座小城，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以及共产主义的最初年头。双胞胎是通体邪恶的———他们说谎，勒索，杀人———可他们又以最纯粹的方式，代表着伦理上的无邪。试举一二例，可资为证。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遇到一个饥饿的逃兵，并应他的请求，给他拿了些东西:

    当我们带着食物和毯子回来时，他说:“你们的心眼儿真好。”

    我们说:“我们没想做好心人。我们拿这些东西给你，是因为你确实需要。仅此而已。”

    如果有过基督教的伦理立场，那么这就是:不管邻人有何种古怪的需要，双胞胎都会天真地予以满足。有天夜里，他俩和一个德国军官睡到了同一张床上，军官是个饱受煎熬的同性恋性受虐狂。第二天一早，他们醒了，想要下床，可那军官拉住了他们:

    “别动。接着睡。”

    “我们想撒尿。我们得走了。”

    “别走。就在这儿尿。”

    我们问:“哪儿?”

    他说:“我身上。对。别害怕。

    快尿!尿我脸上。”

    我们尿了，然后我们出门，去了花园，因为床湿透了。

    真是爱的事工，如果确曾有过!双胞胎最亲密的朋友是神甫的女管家，一个年轻妖娆的女人，她给他们洗澡，和他们玩色情游戏。后来，当一队饥饿的犹太人穿过小城，去集中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就在我们身边，一条瘦胳膊从人群中浮现，一只脏手伸出来，一个声音恳求着:“面包。”

    女管家微笑，假装递出自己剩余的面包;她拿着面包，凑近那只伸出的手，随后爆出一声大笑，把那片面包送回自己嘴里，咬一口，然后说:“我也饿。”

    两个男孩决定惩罚她:他们拿了些弹药，放进她烧饭的灶子，这样一来，第二天早晨，她一点火，炉子就会炸开，让她毁容。顺着这样的情节，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一种情态，我置身其中，没有丝毫道德上的不安，便可以做好准备，杀掉某人，即便我知道，这个人未曾直接杀死过任何人。阅读有关拉丁美洲军人当政期间的酷刑报告时，我尤为厌恶地发现了(有规律出现的)医生的角色，以最有效的方式，协助实际动手的行刑者进行工作:他为受害者做检查，监督刑讯过程，让行刑者知道受害者能够承受的限度，何种刑求方式可以造成最无法忍受的痛苦，诸如此类。我必须承认，如果我遇到这样一个人，知道没有可能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却有机会，让我小心谨慎地将他谋杀，那我就会下手，带着最低限度的懊悔，亲手行使正义。

    在这样的情形中，至关重要的是避免恶的诱惑，以防它驱策我们，将行刑者拔高为恶魔般的罪人，有力量胜过我们微小的道德考量，有力量恣意行事。行刑者并未超越善恶，他们无视善恶。他们并未英勇地违反我们共有的伦理法则，他们只是缺失了这样的法则。

    两兄弟也勒索了神甫:他们威胁说，要把他性骚扰小豁唇的事公之于众，逼他按周付钱。小豁唇是个需要救助才能活下来的女孩。震惊之余，神甫问他俩:

    “骇人听闻。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知道，老爷。勒索。”

    “你们这个年纪……真可悲。”

    “就是，可悲的是我们非这么做不可。但是小豁唇和她妈实在缺钱。”

    这次勒索与个人无干:后来，他们甚至和神甫成了密友。小豁唇和母亲能自谋生路时，他们就不肯再从神甫那儿拿钱了。

    “收起来吧。你给的已经够了。我们确有需要时才拿你的钱。现在我们挣的够多了，可以拿出一些给小豁唇。我们也教会了她去工作。”

    他们的冷眼待人，发展到杀人之事也有求必应:当外婆请求他们往她的奶杯里下毒时，他们说:

    “别哭，外婆。我们一定会做。如果你真想让我们做，那我们一定做。”

    天真至此，这样的一种主观态度，无论如何排除不了一种冰冷至极的自否式疏离(reflexive distance）。有一天，双胞胎穿上破烂衣服去要饭。路过的妇人们给了他们苹果和饼干，其中一个甚至抚弄了他们的头发。还有个女人邀他们跟她回家，做做活儿，她给他们饭吃。

    我们回答:“我们不想为你工作，夫人。我们不想喝你的汤，吃你的面包。我们不饿。”

    她问:“那你们为什么要饭?”

    “为了看看效果，观察人们的反应。”

    她走开了，叫嚷着:“下流的小瘪三!还这么无礼!”

    回家的路上，我们把苹果，饼干，巧克力，还有铜板扔进了路边高高的草丛。被人摸过的头发是无法扔掉的。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乐于选定的立场:一个伦理上的野人，全无恻隐之心，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将盲目的自发与自否式的疏离重合，做着该做的事，帮助着他人，同时避免着他们令人厌恶的接近。如果有更多这样的人，世界或将变成一个愉快的地方，其中的多愁善感，或将代之以冰冷而残酷的热情。